当时，联大教授大都住在郊外，进城的交通工具也五花八门：经济较宽裕的乘马车；周培源养了一匹马，每次骑马去学校；朱自清披着马帮马夫穿的毡斗篷，穿行于田间；陈梦家有一辆旧自行车；闻一多为了省钱，从来都是步行。他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每到丈夫回来那天，高真便早早收拾好屋子，准备好饭菜，与孩子们一起到村边等候丈夫。日子久了，附近邻居一听见高真唤孩子，就学着她的声音接着喊道：“接爸爸去啊！”
闻一多向往自由恋爱，对包办婚姻极力反对。闻出国留学前夕，闻父担心儿子出洋后变心，执意要在行前为他完婚。闻一多拗不过父亲，只好答应了婚事，但他表示，结婚是为父母作的“一大牺牲”，必须答应他三个条件：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闹新房。闻家做出了妥协，说：“三条全可以答应。你不祭祖，我们祭；跪拜礼可以不行，改为鞠躬；对新娘要闹一下，但不过火。”
结婚当日，闻一多一早便钻进书房看书，家人几次找他理发，洗澡换衣服，他竟问理发换衣服干什么。家人怕他又去看书，让他好好招待客人，结果他又偷偷钻进书房。当迎新的花轿进门，新人下轿后，不见闻一多，家人又气又急，找到书房才把他找了出来。
沮丧之余，闻一多觉得“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他要求父母送妻子去读书。蜜月过后，闻一多写信催回娘家的妻子去上学，但高真却不回只字片语。闻甚为恼火，在写给弟弟闻家驷的信中将家庭称为“黑窟”，说：“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
按旧俗，定了亲的男女婚前不能见面，闻一多和高真却有过一面之缘。高真曾对女儿闻铭谈及此次见面：“那天，我正在九舅家的堂屋里，同几个姐妹围着桌子玩。忽然进来了一个男孩，舅妈一见，赶快过来拉着我就跑。那孩子就是你爸爸！在旧社会，女孩子过门以前是不让和未婚夫见面的。我那时只有六、七岁大，哪里懂得这些？”过了一会儿，高真又笑道：“后来结婚时，你爸还和我开玩笑：‘你那时为什么事要跑走啊？’”
蜜月期间，闻一多对新娘子异常冷淡，每天埋首于书房，写下一篇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不久，他便回到清华，闭口不提自己的婚姻，只是拼命作诗。
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的许多会议和活动都由闻一多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家中更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真就为他分担，挨家挨户征集。
1926年，高真带着长女闻立瑛来到北平，与闻一多一起生活。她承担家务之余，与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二人感情也渐入佳境。
为了节省开支，闻一多改抽烟叶卷成的卷烟和旱烟。旱烟烟性太烈，呛嗓子，每次闻一多一抽便咳个不停。高真便买来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上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闻一多到西南联大后，高真带着孩子随弟弟闻家驷一家从武汉到昆明。闻一多得知后，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其转给高真，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事奉你，做你的奴仆……”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高真正好回乡探亲，一家人就此分隔两地。闻一多焦急万分，他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对妻子的思念：“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高家是大族，高真的父亲高承烈曾任安徽蚌埠船舶事务局局长、安徽高等法院推事等职。闻、高两家门当户对，但高真的母亲最初并不愿将爱女嫁过去，她说堂姐严厉，怕女儿将来受委屈。高承烈对夫人说：“我就是喜爱他！婆婆嘛，管他呢，跟婆婆才多少年？将来还是跟丈夫的时间长！”于是由闻一多夫妇的五舅做媒人，两家定下了这门姨表亲。那时闻一多才九岁，高真比他小四岁。
闻一多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其母和夫人高真（原名高孝贞）的母亲是堂姐妹，闻一多称高真的母亲为十姨妈。
1923年1月，闻一多读了郭沫若的《未央》后，写信给梁实秋说：“不消说得你是比我幸福的，便连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愿再讲到女人了啊！实秋啊！我只好痛哭！……实秋！情的生活已经完了，不用提了。以后我只想在智的方面求补足。我说我以后在艺术中消磨我的生活。……现在的一多已经烛灭笔枯不堪设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