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婚时起，闻一多就着手建立“诗化家庭”，即使在物质生活异常困苦的抗战岁月里，诗化家庭的建设也不曾中断过。每到晚上，闻总是靠在床上，背后搁个枕头，让孩子们围坐在一旁，听他一篇一篇地讲解诗歌。讲着讲着，他会停顿下来，让孩子们谈谈看法，然后他再进行解释。讲解完后，他还要求孩子们背诵，如果背不出来就罚捶腿。
1916年冬，闻一多生病住进校医院，时值其同学贾观林去世。某夕，闻一多“恍恍惚惚，觐君来前，惊而延之，神定景逝。更寐而求，苦不交睫，起视牖外，疏星出没，月在高树，巡字而呼，仰空而泣，踟蹰搔首，不知所措，乃作赋以招之”。此即《招亡友赋》。
臧克家到青岛大学英文系学习，由于记忆力差，学起来很是吃力，便想转到中文系。当时青岛大学规定学生可以转院或转系，但必须得到系主任的同意，而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对学生要求很高，许多人想转到中文系都没能成功。臧克家却很顺利，他自报姓名后，闻从写字台上仰起脸看了他一眼，高兴地说：“你来吧。”于是，臧克家便成为闻一多门下一名“诗的学徒”。从此，臧日夜苦吟，一有自认为值得一看的诗，便跑去向闻请教。闻总是拿起“红锡包”香烟，二人一边吸烟喝茶，一边谈诗，“室内充满了诗的空气”。1932年，闻一多回清华大学任教，写信给臧克家：“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
闻一多既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保留中国古典诗歌格律的传统，提出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诗人应“戴着脚镣跳舞”。他的新诗曾一度影响了二十年代的诗风。
闻一多说，对自己诗风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是梁实秋：“从前受实秋的影响，专求秀丽。”二是郭沫若：“现在则渐趋雄浑，沉劲，有些像沫若。”他评价自己的诗风“介乎此二人之间”。
青年时代，闻一多对政治并不热衷，中年以后却开始论政，变化之大让许多朋友很是惊讶。但何兆武认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到终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
闻一多认为：“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为，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的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闻一多特别欣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评价这首诗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武汉大学所在地珞珈山原名罗家山（又名落驾山）。1928年，武大将新址选在此地，闻一多建议将地名改为“珞珈山”，被武大采用，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