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日本人推荐辜鸿铭做张作霖的顾问，张对辜一身油光闪亮的清朝服饰和一条灰白的小辫子感到很有趣，劈头问道：“你能做什么事？”辜拂袖而去。
袁世凯死后，冯国璋曾想拉拢辜鸿铭，“狗肉将军”张宗昌也以山东大学校长委任，但辜都没有答应。
到张之洞总督府任文案后，辜鸿铭看到洋人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native goods（土货）”，极为气愤，认为“native”含有野蛮不化之意，立即划去，改为“Chinese”。当时有人怕西洋客户难以接受，劝他别改，辜即骂道：“积非成是！奴隶思想！就算抚台把它改成native，我照样把它翻成Chinese！”
一位美国船长在福州无端向中国人开枪，几致人丧命，却仅仅支付了二十美元的赔偿。而美国驻福州领事竟责怪他多付了，骂他是个傻瓜，说：“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嘛。”辜鸿铭得知此事后，义愤填膺，公开称这些歧视侮辱中国人的洋人为“夷”。他著文说：“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
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的一位幕僚将此语作为袁的得意之举告知辜，辜听后不假思索道：“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袁世凯死后，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地请来一个戏班，在家中连开三天堂会。附近巡逻的警察闻讯赶来驱散人群，却被辜大骂一通。因辜家的座上客中有不少洋人，警察不敢得罪，只能报告上司。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闻讯赶来，发现是辜鸿铭，便对下属说：“不要惹他，且随他去好了。”
袁世凯称帝之后，辜鸿铭怒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又曾多次在不同场合骂袁世凯是“贱种”“流氓”，公开宣言袁是“中国群氓的化身”，“我认为他的统治将不会长久”。
“长江教案”发生后，传教士和侵略者大造舆论，歪曲事实，辜鸿铭愤而以“一个中国人”为笔名，在《字林西报》发表英文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说：“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言，假若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可能——除非抢！”伦敦《泰晤士报》转载此文，但该报在评论中怀疑此文的作者并非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行文的语气中，绝不会有那种高贵的镇定”。
1911年冬，张謇、唐绍仪引孟子之说“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来游说辜鸿铭辅佐袁世凯，辜大骂道：“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唐绍仪虽然挨骂，却仍尊重辜。辜去世后，他曾向国民政府为之申请国葬。
1903年，张之洞到北京，袁世凯为了讨好张，特地派北洋军在张的寓所周围保护张。后来，辜鸿铭在天津见到袁，袁极为谦恭地请教辜道：“汤生兄，西洋人练兵的要旨是什么？”辜答：“练兵的秘诀，最重要的是尊王。”袁不解，辜继续说道：“西洋各国，凡大臣寓所，有派军队守卫的，都是出于朝廷特别的恩赏。现在香帅（张之洞）入都，你竟派军队替他看门，是以国家的军队巴结同僚。士兵们见此情形，必只知有你而不知有国家，一上战场，将士各为自己的领兵统帅而战，临阵时一定彼此不相救顾。如此一来，即使步伐齐整，号令严明，器械娴熟，也不可能打胜仗。因此说：练兵的秘诀，第一是尊王。”袁一时下不了台。
当时流传有一种说法：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别。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形变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大快朵颐，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辜鸿铭借题发挥，以此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因为日籍夫人，辜鸿铭对近代日本的政教和文化很是欣赏。他曾说：“有人纳闷处于孤岛之上的日本怎么会崛起为东方的强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生下了许多我妻子那般贤淑的女子——她们像崇高的古罗马母亲一样伟大。”
辜鸿铭与弗兰西斯·波里谈及袁世凯时轻蔑地说：“他甚至还不及段祺瑞这个当兵的，段还稍微有点学问，而他却只是个大老粗。”波里略说了几句反对的意见，辜即激昂地重复：“我跟你说，他是个大老粗，一个大老粗！一个大老粗！”
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曾记载一事，袁世凯为了堵住辜鸿铭的利嘴，曾托人请辜到袁家做家庭教师，月薪六百元，希望以此缓和一下与辜的关系。辜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了。
辜鸿铭曾讽刺洋务运动：“中国自咸丰同治以来，迭经扰乱，对内无能，对外虚张声势，好像一个百病丛生的躯体，究竟如何治疗几难着手。当时碰到了一位湘乡姓曾的时髦朗中（指曾国藩），开了一贴名叫‘洋务精火汤’的良方，服了几剂，觉得没有什么功效。到了甲午年，病症忽然大变。另有一个南皮人姓张的医生（指张之洞）来了，诊断之后，开了一个方，名叫‘新政补元汤’。这剂药药性燥烈，服了恐会生变，于是就将原方略加删减，名叫‘宪政和平调味汤’。岂知服了这剂药之后，不仅没有转机，而且病势益发严重。到了今天，看来病情已入膏肓，究竟谁能另开一个起死回生的良方以起疴治病呢？”
辜鸿铭曾大骂当时的各种新报刊、杂志：“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要焚的书，即今日之烂报纸，所要坑的儒，即今日之烂报纸的主笔，势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者！”
五四运动后，国会与学生之间的冲突不断。国会准备弹劾北大校长，学生们闻讯后进行示威游行，高举画着猪猡的旗帜，扬言要捣毁国会。国会最后只好高悬免战牌，不敢再捋学校与学生的虎须。辜鸿铭既看不起学生，也看不起议员，他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你相信民主，这实在是民狂。”
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研究汉学，得出“中国人智力贫乏”的结论。辜鸿铭讥斥他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自身恰是个智力极端贫乏者，因为不懂得中国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浅显的各种层次分别，他能够看懂的恐怕也仅属其中浅显的一类。辜鸿铭讥讽道：“当威妥玛先生发狂地指责中国人智力贫乏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专门写给孩子们的少儿读物。”
辜鸿铭对张作霖观感不佳，他对日本友人萨摩雄次说：“张作霖只不过是个马贼，他哪里懂得政治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