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辜鸿铭在厦门开往香港的船上遇到了广州候补知府杨汝树。杨被辜的识见辩才所折服，将其举荐给两广总督张之洞。
通过研读传统文化，辜鸿铭对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他认为：“欧美主强权，骛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内者也。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
辜鸿铭日后曾对人说：“有人说我聪明，殊不知，我的聪明何能与沈公相比啊！在我观来，中国人中，只有三个聪明人——周公、纪晓岚、沈曾植。”
辜鸿铭说：“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20年代，辜鸿铭到台湾讲学，住在辜显荣（辜振甫之父）家中。当时辜显荣为日本殖民当局做事，辜鸿铭告诫他道：“时刻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辜鸿铭第一次见到张之洞时，仍是着西装，辫子长得也不太像样，以至于张劈头问道：“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并让他“赶紧脱掉西装，留辫子，学官话，做个像样的中国人”。
某日，张之洞大宴宾客，著名学者沈曾植也前来赴宴，张之洞为辜鸿铭介绍沈后，辜便与沈攀谈起来，他大谈西学西法，沈却一言不发。辜忍不住问道：“沈公为何不答一言？”沈答道：“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需读二十年中国书。”
1880年，辜鸿铭学成回到马来亚，被派到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任职。当时他西服革履，短发油光可鉴，俨然一洋派博士。两年后，他遇到维新派人物马建忠。辜自述，与马“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他马上辞职回到槟榔屿，对辜家的家长、堂兄表示，愿意留发结辫，脱下洋服，着中国传统服饰。
在法国进修期间，辜鸿铭认识了一位对《易经》十分推崇的老教授。老教授认为《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他认为黑格尔的理论是根据《易经》写出来的，黑氏却将之据为己有，说是自己首创，并批评《易经》的理论一文不值。老教授以不懂中文、不能通读《易经》为生平憾事，让辜回国后一定好好研习《易经》。辜鸿铭从此对《易经》产生了研究的兴趣，晚年自称“汉滨读易者”和“读易老人”。
辜鸿铭任张之洞的幕僚后，一有机会便虚心向张府中其他同僚请教，不料却四处碰壁。这些人拒绝的理由大同小异：“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经传。”辜鸿铭无奈，只能买了本日本人翻译的英文版中国官话指南，摸索学习中国文化的门径。最让他苦恼的是，他不会查中国字典，遇到生字，便一筹莫展。张之洞知道后，告诉辜，并不是这些老夫子们不愿教他，而是他缺乏拜师应有的礼貌。从此，张便亲自教辜查字典，读《论语》，为他延请名师指点。
二十年之后，又逢张之洞寿辰，沈曾植亦前来祝寿。听说沈来了，辜令人将张之洞的藏书全部搬到前厅，沈十分疑惑，问为何搬书。辜拱手道：“请教沈老前辈，哪一部书老前辈能背，我不能背？老前辈能懂，我不懂？”沈听罢，恳切说道：“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有某英国人知道辜鸿铭自小留学海外，对中国国学知之甚少，选了某经书中难懂的词句，前去考问他。辜被问得满脸通红，瞠目结舌，久久不能措一词。一时忌恨辜之人，均洋洋得意道：“我们现在已难倒辜汤生了！”受此刺激，辜鸿铭更加努力，倾力研读中国典籍。
在遇到马建忠之前，辜鸿铭读过的唯一中国文学作品，仅为翟里斯翻译的《聊斋志异》。马告诉他《聊斋》只是当朝一个落第秀才的笔记小说，算不上中国杰出的文学，劝他应该去读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与马一席长谈，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无限神往，开始“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数年，遂遍涉群籍，爽然曰：‘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
维新变法之时，许多人呼吁变法，唯辜鸿铭“独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或为谐语以讽世”。
辜鸿铭曾从头到尾背诵《康熙字典》。他对《康熙字典》极为推崇，称之为“宏伟的著作”，并因此而爱屋及乌，对康熙皇帝极为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