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说：“读唐诗，尤其是读初唐诗处，应该在昆明，这里夏无酷暑，冬不严寒，春秋佳日，风和气消，一卷在手，如饮醇醪。我是和大家共享呢。”
在青岛大学任教的两年间，闻一多最得意的事便是有了两位高足，即臧克家和陈梦家。他将二人的照片放在书桌上，不无得意地对客人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
一个学生交了一篇关于李贺诗歌的阅读报告（汪曾祺代作）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一多所激赏，评价道：“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随着抗战深入，闻一多逐渐看到更多的丑恶现实，他很少再讲名士风流的词章，而是反复吟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同样好听的男低音，但已没有过去那种悠扬的调子，而且深沉到令人想哭，课堂上不少学生受到感染，听着听着不觉已潸然泪下了。
一次，闻一多上课时，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学生们疑惑不解。闻问道：“2＋5＝？”学生于是回答：“等于7嘛！”闻说：“不错。在数学领域里2＋5＝7，这是天经地义的颠扑不破的。但是，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可能的。”他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画作让学生欣赏，画面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画了五匹马，这五匹马后面便是许多影影绰绰的黑点了。闻指着画说：“从整个画面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凡是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会感到这里有万马奔腾。这难道不是2＋5＝10000吗？”
杨振宁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时，手里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证》，一句一句地讲，一个字也不含糊，旁征博引，一学期只讲了一篇《天问》。
闻一多讲唐诗，讲到杜甫时最为神往。他在课堂上朗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闻告诉学生，对这样的诗，不仅要读，而且要用心去体会；并且说，这就是推己及人，是伟大的同情心，是艺术的起源。
臧克家回忆闻一多讲课：“记得他在讲雪莱的《云雀》歌时，将云雀越飞越高，歌声也越强，诗句所用的音节也越来越长的情况，用充满诗情的腔调吟诵了出来。”“记得有一次在英诗的课堂上，他说：‘如果我们大家坐在一片草地上谈诗，而不是在这样一间大房子里，我讲你们听：坐在草地上，无妨吸着烟，喝着茶，也无妨同样吸一口鸦片……’他诗人的气质很浓厚，讲起书来，时常间顿地拖着‘哦哦’的声音。”
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其中，“唐诗”是联大最叫座的课之一。他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他将晚唐诗与西方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还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illism（点画法），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汪曾祺回忆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汪曾祺回忆，闻一多讲古代神话，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不单是联大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争着听这门课，就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赶来听，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当时，工学院与文学院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听闻讲课，工学院的学生要穿越整整一座昆明城，但是他们觉得很值得。
西南联大学生李凌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
臧克家报考青岛大学，国文试卷出了两道题：一、你为什么报考青岛大学，二、作一篇杂感。两题任一个。臧全答了。杂感只写了三句：“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无底的苦海。”数学交了白卷。一个月以后，他意外地收到了通知书。注册报到时，一位姓庄的职员告诉他：“你的国文卷子得了九十八分，头一名！闻一多先生看卷子极严格，五分十分的很多，得个六十分就不容易了。”臧克家说：“听了这话，我解决了数学吃‘鸭蛋’还被录取的疑问。同时我想，一定是我那三句‘杂感’打动了闻先生的心！”
许渊冲回忆，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授《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千古名句，写出士兵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讲时，他摸着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子，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