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说：“中国有三个半精通英文者，一个辜鸿铭，一个伍朝枢，一个陈友仁。”
时人如是评价辜鸿铭：“在我的记忆中，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怪’，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
李大钊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清史稿》中《辜鸿铭传》说：“汤生好辩，善骂世；国变后，悲愤尤甚。”
林语堂说辜鸿铭：“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又说：“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
有人看到了“辜鸿铭文化保守主义的悲剧色彩，其时，一个巨大而破烂的时代在他身后无可挽留的坠落，而眼前，是狂飙突进的新时代。辜鸿铭矫枉过正地为旧传统辩护，其实也是为自己栖息的时代辩护”。
吴宓曾以“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加誉辜鸿铭，说：“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
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中如是评论传主：“其为人极刚愎，天生叛徒，一生专度与人对抗之生活，众所是则非之，众所喜则恶之，众所崇信则藐视之，众所反对则拥护之。只得到与人不同之处，便足快乐与骄傲矣。林语堂谓：‘辜为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骂。若曾借他钱，救他穷困，则尤非旦夕待其批颊不可，盖不如此，不足以见其倔强也。’”
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说辜鸿铭：“他是热情的爱国者，曾首先高呼‘中国人是中国的主人’，‘中国人是自家的主人，就像欧洲人是自家的主人一样’。”
凌叔华在《记我所知道的槟城》一文中说，她听父执辈谈起辜鸿铭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
震瀛在《辜鸿铭先生之欧洲大战观》中如是说老师辜鸿铭：“辜先生是一个时代的反抗者，并且是一个良心的反抗者，不论好坏，他一定要批评，宁可做社会的公敌，良心觉得不对的，就是骂，痛骂；他骂得也痛快！他不肯降服社会，人云亦云。他宁可做一个真小人，不肯做一个伪君子；要同社会对抗！”
苏曼殊感慨道：“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陈彰在《一代奇才辜鸿铭》中说：“辜鸿铭虽是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但他为人怪诞。他不但力主保存我国的旧文化，甚至连辫子、小脚、姨太太等也在他的保存范围之列。而他之好辩善骂，尤为当时人把他列为金圣叹一流的人物。”
温源宁如此解读辜鸿铭：“一个背叛者，宣传君主主义；一个浪漫者，接受儒教作为人生哲学；一个专制的君主，却以佩奴隶的记号（辫子）为得意：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者，即是由于上述的矛盾。”
罗家伦在《回忆辜鸿铭先生》中说：“在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替中国说话的文章，使欧洲人士大为惊奇。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
张中行说：“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