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回忆，1927年6且30日，中共中央开会时，任弼时代表团中央提出议案，批评党中央回避土地革命问题，陈独秀大发雷霆，将提案碎之于地。
梁漱溟晚年说起陈独秀：“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
陈独秀自陈：“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中国四个托派组织协商统一时，彭述之表示反对，宣称是代表下层反对上层勾结。陈独秀：“别人代表下层还可以说，你彭述之代表下层就有点不像了。”统一大会召开前，彭因未当上代表，给陈写了一封长信，斥责这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他“誓死不承认”。陈读信后十分气愤。后来彭又被补选上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在选举时当上“候补中委”。所以，5月5日举行托派中央第一次会议时，陈当场拿出彭的信给大家看，并当面责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吗？”彭述之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包惠僧回忆：“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南京城里彻夜不停的爆竹声传进狱中，大家谈起此事，陈独秀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同狱的其他人并不赞同，认为陈独秀是“凭感情分析”，“这种幼稚的分析……会走上机会主义的老路”。谁知陈听到“机会主义”一词后，就条件反射地发起火来，大骂濮清泉等人无知、幼稚、没有进步、不堪造就。
1918年，为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刘半农化名王敬轩，直斥《新青年》之非，再由钱玄同加以辩驳。不想刘的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对这些新的质疑，陈独秀说：“吾不屑与辩，惟痛骂而已。”
陈独秀在狱中，某次胡适过南京而未至，事后写信道歉：“此次回国，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届时当来奉看。”陈独秀怒而给汪原放写信说要与胡适绝交：“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老胡之事，望勿告他人，即令叔亦不令知之，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去一个，如此而已。”下次胡适到南京，先去看望陈独秀，陈又待之如初。
濮清泉好不容易把他俩劝开，说学术讨论应心平气和，不应发火，又随口诌打油诗一首嘲讽他们道：“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程先生笑了，陈独秀则骂道：“你这小鬼是浅薄，我要敲你的脑壳。”濮忙说：“我岂只浅薄，对于你们这一行，我简直是无知。”
张国焘回忆陈独秀：“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在狱中，陈独秀与濮清泉等人谈及民主问题时，坚持己见，于是经常发生争论，陈几次拍桌子打板凳，斥濮等人无知。一次典狱长将濮清泉提去询问：“我们为了陈先生年老多病，让你们去照应他一下，怎么你们和他吵起来了？”濮答道：“我们劝他吃药，他坚决不吃，所以吵起来了。”典狱长说：“啊！原来如此，往后你们好好劝他，不许大吵大闹了。”这才掩盖了一场风波。
郑超麟说：“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过份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去。”
江苏南通有一位姓程的老先生也治小学，因慕陈独秀之名，到南京老虎桥监狱里看望陈。二人一见如故，交换著作，互相称赞对方有卓见，谁知最后却争论起来，闹到面红耳赤，互斥浅薄，两人都高声大叫，拍桌对骂，幸而没有动武。原因只为了一个“父”字，陈独秀说，“父”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而程先生却说，“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陈说你不通，程说你不通，陈说你浅薄，程也说你浅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