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虽是中日混血，却厌恶日本人如仇寇，在日侨居数年，不肯说日语，宁可不厌其烦地找人翻译。曼殊曾染流行病，友人来访，惊讶地问他为何不去看医生，曼殊不答，顾左右而言他。友人强迫他去医院看病，他说：“你的盛情我很感激。你了解我的性格，如果你愿意做我的翻译，我就跟你去医院。”友人笑答：“这你就不用顾虑了。”于是曼殊随友人来到医院。医生殷勤接待，问曼殊哪里不舒服，曼殊不发一言，友人遂代他回答。医生边问边记，谁知一转身的功夫，曼殊便不见了踪影，友人遍寻不见，只能向医生致歉告别。寻到曼殊住处，他果然已经回来了，友人说：“你真是孩子脾气，去了又跑回来，也不告诉我，为什么啊？”曼殊答：“你把我的病症说错了，得了病哪能乱开药。”友人赧然道：“那你自己说不就不错了吗？”曼殊答：“你忘了我不操日语？”友人语塞而去。
秦毓鎏回忆在日本留学时的苏曼殊说：“曼殊孤介静然，粥粥若无能者，又操粤语。同人遇之皆甚落寞。……同人以郑延平目之。”郑延平即郑成功，曾收复台湾，母为日本人，曼殊身世与其相似，对其很是崇敬。
苏曼殊在《悲惨世界》中，痛斥“孔学是狗屁不如的奴隶教训”，“皇帝是抢夺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鲁迅称之为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声音”。
辛亥革命爆发时，苏曼殊在爪哇闻讯极为兴奋，急欲回国。他在给柳亚子、马君武的信中说：“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
在苏州时，苏曼殊与友人朱梁任等人到郊外猴子山“招国魂”。他们带上祭品，一路举着一条镶白边的黑布做的招魂幡（幡上绘有一头威猛的雄狮，写有“魂兮归来”的字样），爬上山顶，扯起一面“招我国魂”的红旗，齐声高唱“招国魂歌”。
苏曼殊认为，《红楼梦》为“愤满人之作，作者真有心人矣。……其第七回便写一焦大醉骂，语语痛快。焦大必是写一汉人，……焦大所云……字字是血，语语是泪。故屡次禁售此书，盖满人有见于此也。今人无不读此书，而均毫无感触，而专以情书目之，不亦误乎？”
苏曼殊写道：“众人一日不成佛，我梦中宵有泪痕。”
一次，苏曼殊与友人去牛肉馆吃饭，进入雅座，还未坐定，店家便过来阻止，称是专供给外国人的。未几，几个外国人进入雅座，竟然是几个入了日本籍的广东人。作为广东人的曼殊遂于报端发表《呜呼广东人》，开篇即悲愤曰：“吾悲来而血满襟，吾几握管而不能下矣！吾闻之：外国人与外省人说，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亡于广东人手。”
清末国运衰弱，洋人用“支那”一词来作为对中华的蔑称，苏曼殊对此大为气恼。一次，曼殊偶然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发现，古印度语中的“支那”一词，源于古印度人对商朝华夏人民“智巧”的称赞，欣慰不已，写信遍告友人，要让大家都知道“支那”原本是代表了华夏民族的优越性。
1916年间，国内形势动荡。某日，刘半农与苏曼殊晤面，室中点着一盏暗暗的石油灯，二人靠着窗口，各自坐了张低低的软椅，刘兴致勃勃地与曼殊谈论西洋诗。刘说了半天，曼殊并不开口，只是慢慢地吸着雪茄。到末了，他忽然高声说：“半农，这个时候，你还讲什么诗，求什么学问！”
1905年，苏曼殊在南京陆军小学任教，曾多次去明孝陵凭吊，每每感伤落泪，浸透罗帕。某日，曼殊游明孝陵时偶得明故宫瓦当一枚，视为珍宝，制绫为衣，枕之而寝，说是防他人盗去。日后，他还请陈去病为瓦当赋诗，足见珍爱程度。
1915年，苏曼殊在日本写信给郑桐荪、柳亚子道：“小园嘉树列植，足以流盼。时解衣觅虱，放于地上。有一侏儒亦于发中发出一虱，强谓余过彼。余言，‘余之虱自身上，色白；子之虱自头上，色黑。何强加余以过？’侏儒语塞。然吾是弱国之民，无言以居，无心以宁。亚子岂知吾愁叹耶？”信笺上“吾是弱国之民”数语，行墨间隐隐有泪痕。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随后的辛丑条约，庚子赔款，使早已疲惫不堪的中华民族更加苦不堪言。苏曼殊时在日本大同学校就读，该校师生每日下课，必呼十六字口号始散：“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
面对国家危难，山河破碎，苏曼殊豪言道：“假如需要且必要，我便是当今之荆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