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师来自马里。当非洲转到学生们面前时，他把地球仪停下来，指着那块凸起形状下面的一个角落，讥讽地说：“尼日利亚在这里——在非洲的腋窝里。”
她是萨赫勒人，来自于一个据说血管中流淌着阿拉伯血液的部落，一个失落的以色列部落；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被努比亚骑手带走的罗马士兵的后代——人们用这些类似《圣经》故事的传说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浪漫故事来解释这个部落人修长的四肢和尘埃般的肤色。但是女孩的民族不是诞生于月光下的诱惑或一个被抛弃的部落，而是诞生于尘埃本身：一个从他们居住的环境中获得生命的民族。
尼日利亚是什么？
但是她知道的远不止这些。
记忆在炎热中动摇了。过去的经历变成了海市蜃楼。她那温暖的黏土建的村庄也随着她不断向前迈进的脚步和一阵阵强风慢慢褪色了。婶子叔叔们，缓缓移动的牛群，舂米时发出的重击，这一切好像都远去了。它们缺少走路所具有的物质性和确定性——那种永不休止、两只脚交替着伸到前面的运动方式。
她外表的美就像一张随身携带的地图。当顶着油桶走近又一个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房屋时，她把头巾往脸部扯了扯。她希望现在的模样既不至于引起人们的怀疑，又能够减少人们的注意。
她叔叔听说这事后很生气，第二天怒气冲冲地去找老师，要求他道歉。老师突然变得既恭敬又顺从，用很文雅的法语小心翼翼地道了歉。叔叔花了很多钱让她和她的兄弟姊妹们接受正规的公立学校教育。他不想让孩子们被某个行乞的马里老师侮辱。
一条公路穿过一片生长着灌木丛的沙土地。柏油路面像画在地图上的一根黑线。裹靛蓝色袍子的女孩转过身，沿着公路向南走去。
她知道给某个地方命名有助于它的存在。一个地名、一个人名甚至一个孩子的名字，都是一种认可其存在的方式。如果某个东西不赋予一个名称，它就不完全是真的。因此，要想保持一种不被人看见的状态，秘诀就是保持无名状态。没有名字，你就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不会走投无路或被抓住。关键就是不停地走，不停地移动，一直向前，走出萨赫勒。
起初她想走沥青路，但是路面把脚板烫得生疼，她只好沿路边走，踩在铺着松软土壤的路肩上。卡车车队从她身边疾驶而过，把她裹进一团沙尘中。头顶上的空油桶差点儿掉下来，她赶紧伸手把它扶稳。油桶装满水的时候更容易顶在头上。
她身上裹着的装饰有猩红色花边的靛蓝色袍子、绣花的宽大袖子，甚至包头巾的方式——松松的结以及褶皱垂下来的样子——这些都能表明她来自何处。如果有人能看懂这一切，就能够绘出她一路走过的路线图，一直追溯到某个干谷，某条山脊，某个村庄，甚至某所房屋。这正是她所担心的，她害怕自己的身世被揭开、身份被暴露。
它是一张网，被随意抛了出去。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被英国人创作出来的一个名字，目的是为了掩饰细木工制品上的一条裂缝。是魔术师的手变出的一个戏法，这个戏法让“多个”变成了“一个”，就像老年人让硬币消失的陈旧戏法一样。“没有尼日利亚，”这是叔叔希望她领悟的东西，“有富尼拉和豪萨、伊博和蒂夫、埃非克和卡努拉、瓜里和约鲁巴。但是尼日利亚呢？只是装这些地方的一只桶。”
它是世界的十字交叉点。从任何一张世界地图上你都能看到：北美在左边，亚洲在右边，欧洲在上边。在中间自上而下画一条竖线，再画一条横线，你会看到什么，世界的正中心？这就是尼日利亚。
她记得小时候在校园里上的一堂室外课。树荫下，老师在他们面前转动一个晒得发白的地球仪。当地球仪快速旋转时，那些大洲模糊成一片，不分彼此。随着地球仪转动速度的减慢，它们又逐渐分开。她感到自己现在就像行走在地球仪上，用一双脚拨动着它。
尼日利亚是什么？
她是谁，她从哪里来——这些信息已经蚀刻进她的皮肤，她脸上疤痕组成的几何图形把它们揭示出来。那些疤痕既突出了她的美貌，又是她血缘线的标志。那些老妈妈们的手艺很棒。她们先是吃力地用薄薄的锋利刀片画出线条，然后迅速在上面搽上灰——既用来止血，又有助于形成疤痕。这些疤痕在她的整个童年时代一直令其他女孩羡慕不己。
“非洲不是一只手臂。”在回家的路上，叔叔向她解释。他说的是当地的通用语言豪萨语，而不是学校里使用的法语。“你那个老师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他看地图时应该再仔细些，看清楚非洲的形状。非洲不是一只手臂，而是一把手枪，尼日利亚就在扳机那儿。”然后为了表示强调，他又换成了祖先们使用的方言，“不过，我们不是尼日利亚人，我们是其他人。”
路边挤满了低矮的建筑和更多的臼，还有一个散落的兼作停车场的市场。当她从迷宫般的摊子中穿过时，目光偶尔会和那些萨赫勒商人的目光碰在一起。她路过他们身边时，他们会停下来，好奇地盯着她，试图破解他们看到的那个疤痕，试图读懂疤痕后面的故事，揣摩她来自何方。但是她的部落是一个日益衰落的小部落，不为人所知，而且时常被忽略。没人能解开它的秘密。
她自己走进沙尘又走出沙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