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摸到吗？”她能。
他们说得对，没有人在监视，没有人在另一边。
银行发票、尼日尔三角洲发展委员会的官方合同，各种意向书、担保书、法庭指令、银行表格，均按日期签了字、盖了章。还有精心制作的反洗钱证书，上面印着国旗和复杂的边界线，以及同样复杂的反恐证(根据已修订的国家安全反恐法令第25条，第2部分)，每张证书上都重重地盖着“同意”字样。
“为什么？”
侦探们身后正对着劳拉的那面墙上有一幅镶框照片，黑白色调的枝干衬着灰色的天空，和角落里的绿色塑料叶子形成了很古怪的对照。
“那是一面镜子吗？”她问，惊诧于自己声音的尖锐，“谁躲在那后面？有人在进行监视吗？”
但是劳拉并不轻易让步，“这是不是某种形式的秘密审问？我们正在被监视吗？”
她的疑问打断了正在进行中的一场谈话。年长的侦探转过身，一开始没弄明白劳拉指的是什么，“不，没有，后面没有人。”
罗兹侦探身材娇小，面容姣好，充满自信，无名指上郑重其事地戴着一枚结婚钻戒。她选择这枚戒指一定是因为它的耐久性，劳拉想。年龄较大的那名侦探长着一副石刻般的面孔，留着平头，无名指上没有戴结婚戒指，却有一道苍白的印痕。布里瑟布瓦警官的手指上也有一道这样的印痕。他是不是和这位同病相连的年长的侦探聚会过？两人是不是一起喝着啤酒，比较着手指上的印痕，为曾经做过的一个相同决定和后来的遗憾相互安慰着？
“因为没有所谓的反恐证之类的东西。”
水罐里装着冰水，每次倒水时里面的冰块就叮当作响。一张宽大的桌子，几只厚厚的文件夹：角落里摆放着一盆花，花朵是粉红色的，叶子太绿了，和房间的整体色调不太谐调。劳拉的背后是一扇窗户，但是阳光照不到植物上，也许是盆假花，所以看起来才那么生机盎然。劳拉想起父亲曾经开玩笑地说过，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夺去一株假花的生命。劳拉认为她能。
她看着树枝在玻璃上移动。
这些材料堆在劳拉的面前，上面的标题突然变得既非常具体又莫名地含糊：尼日利亚中央银行颁发的资金管理合同表，一张国际汇款收据，还有消费发票。
“你让我放松？你？所有人中只有你？”
还远不止这些。
“我们没有。”
“它看起来像一面镜子。”
“这些只是这些年来我们部门搜集到的一部分案例。”索尔侦探把一摞材料递给沃伦。沃伦研究着上面的内容，仿佛它们是一个等待他破解的谜团的密码。来果之后，他咕哝了一句，又递给母亲。而老太太几乎没瞅一眼。
“劳拉，亲爱的，”母亲发话了，“让他们做他们的工作吧，没有人在监视，只是一扇窗户。”
劳拉的注意力又回到侦探们背后墙上的黑白照片上。树上的枝条开始晃动起来，一开始非常轻微，她几乎要忽略掉，然后是一个幅度很大的摆动。她吃惊地转过身，察看背后的窗户，看到了外面同样的枝条，原来不是墙上的照片，是反射的影像。
“国际刑警组织？”沃伦说，“告诉我你们已经和他们取得了联系。”
“天哪，劳拉，”沃伦小声说，“放松些！”
“看看都有什么，”罗兹侦探把第二批材料递过来，“这里有注册证书，各种各样的税务收据，一张国际汇兑申请表，已经被签过字、盖过章，一个向尼日利亚经济复苏基金会延期付款的要求。”
“浮雕图案，一等品。”劳拉的手指轻轻滑过信头。
在场的还有布里瑟布瓦警官、劳拉的哥哥和母亲，以及两个侦探：一个自称是戴维，索尔侦探，另一个是年轻女侦探罗兹。两位侦探没有穿制服，但是也和穿制服差不多：都穿着黑色夹克和白色衬衫，衬衫领子浆得挺硬。
“最后一份材料据称来自国际刑警组织，”罗兹侦探解释说，“实际上我们手头有几份这样的材料。这份材料已经得到了核发，上面写着‘在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合作下，在此证明所涉及的资金和任何恐怖组织没有关系’。”
她正在位于城市东北部的经济犯罪中心办公楼的2B会议室里。
“女士，”罗兹侦探说，“对面没有人，只是面对走廊的一扇窗户。我们不进行审问，只是‘采访’，并且这也不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坦白地说，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是因为你哥哥一直缠着我们不放，大发牢骚，说我们没有尽力去抓对你父亲行骗的罪犯。他想看到‘证据’。那好，这些就是证据。”
侦探接着递材料，但是布里瑟布瓦却目不转睛地盯着劳拉，看到紧张和焦虑把她的嘴角绷得紧紧的。之后，他悄悄从座位上站起来，从这家人背后绕过去，走到主窗户前，拉上了百叶窗。这样，劳拉对面的影像就消失了。玻璃从镜子变成了窗户。另一边出现了一条空荡荡的走廊。
女侦探罗兹开口说道：“对于这类诈骗，我们真正拥有的防御措施就是教育。”
“有些内容写得很外行，”年轻侦探说，“甚至很可笑，但是有很多几乎是艺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