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咱们走吧！”
马车在一座三层楼房旁边停下来。葛利高里整理着大衣跳下车来。
“赶快点儿！”
“您以后就穿这件衣服。至于您自己的衣服，等出院的时候再还给您。”
“没有。”
“嗐，您说些什么呀，”医生从他问话中听出了伤员明显的恐惧心情，便亲切地笑了笑说道，“您必须进行治疗，也许要动手术。我们要把你送到大后方去，譬如说到彼得格勒，或者到莫斯科去。”
“您的行李都随身带着吗？”护士小姐问道。
“麦列霍夫，来，我们先检查一下您的眼睛。”她用很低的胸音说道，然后向旁边一闪，让葛利高里走到楼道里去。
“必须把您送到后方去。这只眼睛伤得很厉害。”
“这儿连水都要受拘束，用铁栏杆围起来，可是顿河……”葛利高里模模糊糊地想着。马车的胶轮辗得树叶沙沙作响。
过了几分钟，一个肥胖的、生着一张难看的大脸的女医士走了进来。
“快到啦。”
楼道不宽，但是很长，两旁是病房，有许多戴着各色眼镜的脑袋从病房门里探出来。
“请递给我一只手！”护士小姐弯下身子说道。
“您别害怕，眼睛会好的。”医生把纸片塞到他的手里，拍了拍他的肩膀，轻轻地把葛利高里推到过道里。自己挽了挽袖子，准备去做手术。
夜间到了莫斯科。重伤号都用担架抬下去；那些可以不用别人搀扶就能走的伤病号，登记以后，就下到月台上来。随车的军医官按名册把葛利高里叫过来，指着他向一个女护士说：
“哥萨克有什么行李？一个袋子和一件军大衣。”
在正厅里，当葛利高里走过嵌在墙上的大镜子时，竟认不出自己来了：高个子，脸色黝黑，尖颧骨，由于刚洗过澡，脸颊上泛起一层红晕，穿着睡衣，绷带勒进了像帽似的黑色头发里，镜子里的这个人只是恍惚的有点儿像从前的那个葛利高里。现在的葛利高里已经蓄起了胡髭，下巴颏上也长出了鬈曲的毛茸茸的短髯。
“请您脱下大衣吧。”穿白大褂的妇人建议说。
“为什么？”
“我的衣服呢？”葛利高里惊讶地问道。
当葛利高里走进雪白宽大的房间时，一个穿着睡衣、戴着蓝色眼镜的神甫站了起来。
“这些日子我倒变得年轻啦。”葛利高里苦笑了一声。
“请把身上的衣服全脱下来。”
她整理着头巾下面的鬓发，衣服窸窣响着，走在前面。葛利高里迟疑地跟着她走去。他们坐上了一辆马车。昏昏欲睡的大城市的喧闹声、电车的铃声、电灯的光怪陆离的蓝色光亮使葛利高里感到很紧张。他坐在车上，身子靠在后背上，贪婪地观察着街道，虽说是夜晚，但是街上仍然有很多行人；坐在他身旁的女人身上令人冲动的温暖使他惊奇。莫斯科秋意正浓，林荫道上的树叶，在路灯的照耀下，闪着黯淡的黄色，黑夜散发着清凉，便道上湿漉漉石板闪着暗光，星星在晴朗的夜空显得又明亮，又寒冷，完全是秋天的景象。马车从市中心驶进人迹稀少的小胡同里。马蹄嗒嗒地在石头路上踏着，马车夫在高高的车夫座上摇晃着，身上穿着蓝色的厚呢上衣，很像神甫的长袍；他用缰绳梢抽打着耷拉耳朵的瘦马。城郊的什么地方火车头在呜呜长鸣。“也许马上就有一列火车开往顿河去吧？”葛利高里心里想，阵阵乡愁袭上心头，他垂下了脑袋。
“送到斯涅吉廖夫医生的眼科医院去！帽子胡同。”
“护士小姐，您如果能到前线去一趟，那您身上也许还会有别的什么臭味儿呢。”葛利高里有点生气地说道。
可惜左眼的钻心的疼痛破坏了这种和平、喜悦的心境。疼痛有时轻一点，有时忽然又疼得要命，像火一样在烧眼睛，疼得不由自主地在绷带里流泪。在卡缅卡-斯特鲁米洛沃的野战医院里，年轻的犹太医生检查了葛利高里的眼睛，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些什么，说道：
“您说什么？”马车夫回过头来问道。
葛利高里把她的柔软的小手攥在手里，扶着她下了车。
池水在铁栅栏里边闪着油亮的波光，系着小船的、有栏杆的小桥在昏暗中闪着光。潮气浓重。
“多谢啦。”
“您要洗澡。”
“会瞎吗？”
“您在打盹吗？”护士小姐问道。
在葛利高里脱着衣服，惊讶地打量着房间和窗上的毛玻璃的时候，差役已经把浴盆里放满了水，量过温度，请他坐到浴盆里去。
“新邻居吗？好极啦，我再也不会那么寂寞啦。我是扎莱斯克人。”他很爱说话地招呼道，并给葛利高里推过一把椅子。
“您身上有一股子大兵的汗臭味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护士小姐悄悄地笑着说道，然后走到大门口，揿了揿门铃。
一个也穿着白大褂的差役接过葛利高里手里的军大衣，领他到浴室里去。
“这个浴盆对我不大合适……”葛利高里翘起黝黑的、毛烘烘的腿，不好意思地说道。
车厢轻轻地摇晃着，车轮的铿锵声催人欲睡，车灯的黄色光亮照在半边的坐席上。全身伸直，脱掉靴袜，使两个星期一直在靴子里冒汗的脚自由自在，也不感到自己负有什么责任，知道你的生命再也不受威胁而且死亡已经离得那么遥远了，这真是太舒服啦。特别令人愉快的是，倾听着火车轮子各种不同腔调的叮当声：要知道，车轮子每转一圈，火车头每往前冲一下——离开前线也就更远一点。葛利高里就这样在躺着，倾听着，活动着光脚的指头，穿着今天刚刚换上的新内衣，全身都感到特别舒服。他觉得仿佛脱去了一层脏皮，进入了另一种一尘不染的、洁净的生活。
看门人开了门。他们顺着有金色栏杆的漂亮楼梯走上二楼；护士又揿了一下铃。一个穿白大褂的妇人把他们让了进去。葛利高里在一张小圆桌子旁边坐下，护士小姐和那个穿白大褂的妇人小声说了些什么，妇人记录下来。
“第六号病房，右手第三个门。”差役指点他说。
葛利高里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以后，才坐上了救护列车。他躺了几昼夜，享受着安适的生活。一辆陈旧的小火车头用尽最后的力量拖着这列挂了很多车厢的长列车。离莫斯科越来越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