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从顿河撤到哪儿去啦？”
“好啊，弟兄们，我们会师啦……”
“没有。”
“昨天天黑的时候。”
少尉继续嘲笑、数落说：
“你们的队伍在顿河对岸吗？”
“你们的脑子都是牛脑子。要知道牛总是这样的：先迈一步，然后就不走啦，盘算起来。馊主意就出来啦！去年秋天里你们放弃阵地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啊？！想当政治委员啦！唉，你们这些保卫祖国的勇士噢！……”
但是少尉并不怎么喜欢谈这些家常话。他露出狡猾、挑衅的神情说：
“是卡赞斯克镇的，老爷！”
这个哥萨克脚上穿的是将能穿在脚上的破毡靴。补过多次的白毛袜子和掖在袜筒里的裤子，全都破烂不堪；所以这个哥萨克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使他羡慕不已的英国式皮靴、结实的厚皮底和金光闪闪的铜扣环。他按捺不住，天真地表示出了自己的高兴心情：
“一点儿也不错，老爷！我们是将功折罪……苦战了三个月，没想到你们会来！”
军官们都整齐地穿着剪裁合身的、戴肩章的英国式翻领制服和肥大的马裤，他们一面舒展着腿脚，在马匹旁边来回走着，一面斜眼打量着哥萨克。他们已经不像一九一八年秋天那样，谁也不再戴那用化学铅笔画的自制肩章了。皮鞋、马鞍、子弹盒、望远镜以及拴在马鞍上的马枪——全都是新的，而且都不是俄国造的。只有一位看上去年纪最大的军官，穿着一件薄呢子蓝上衣，戴着金光闪闪的布哈拉鬈毛羊皮的库班帽，穿着没有后跟的山民长筒靴子。他头一个迈着轻柔的脚步，走到哥萨克跟前，从背囊里掏出一盒包装漂亮、印着比利时国王阿尔贝特一世肖像的纸烟，对哥萨克们说：
“好啦，虽然说晚了一点儿，但是总算觉悟过来啦。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是不念旧恶的。你们是哪个镇的？”
大尉递给他一张纸条，小声对他说了些什么。
“喂，怎么样，你们都觉悟过来了吗？自己人总比布尔什维克好些吧？”
哥萨克都没命地伸手去拿纸烟。其余的军官也走了过来。
身体笨重的少尉竟令人意想不到地、轻捷地跃上战马，掉转马头，向西飞驰而去。
哥萨克们挤在一起，往山下走去。大家都好像商量好似的，一声不响地走了约一百沙绳远，然后那个其貌不扬、身穿棉袄、被热心的少尉数落过的哥萨克，摇了摇脑袋，伤心地叹了一口气说：
“你们的骑兵还没过河吗？”
第三天清晨，顿河第九团的军官侦察队，在顿河岸上遇到了叛军的战地哨兵。哥萨克们一看见骑兵，就都跑到荒沟里，但是指挥侦察队的哥萨克大尉，从衣服上认出他们是叛军，就挥舞着系在马刀上的手绢，大声地喊：
侦察队毫不戒备地跑到沟岔里。叛军哨长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司务长，——他一面走，一面扣着被露水打湿的军大衣，来到队前。八个军官都下了马，大尉走到司务长面前来，摘下帽箍上钉着白亮的军官帽徽的保护色制帽，笑着说：
“喂，你们好啊，乡亲们！咱们按照哥萨克的老规矩，亲亲嘴吧。”他上下左右亲过了司务长，用手绢擦了擦嘴唇和胡子，感到同来的人们在用期待的目光看着自己，就露出意味深长的讥笑，从容不迫地问：
“从这儿到瓦尔瓦林斯基村有几俄里呀？”
“你们的皮靴可真好啊！”
“请抽吧，弟兄们！”
哥萨克们都难为情地沉默不语。大尉走了过来，耍着花腔，用响亮的男高音，高兴地问：
“好极啦。就这样吧，乡亲们，请快去报告你们的长官，叫他们一分钟也不要耽搁，立刻命令骑兵渡河到这边来。我们派一个军官跟你们一起到渡口去，由他指挥骑兵。命令步兵以行军队形开赴卡赞斯克。听明白了吗？好，就像命令所说的，从左向后转，开步走！”
“我们打错了算盘。犯了错误……”哥萨克回头看着自己的同伙，希望得到支持，难为情地回答着。
“为什么？”
“有两个炮兵连。”
“他们什么时候撤走的？”
“是自己人！……别跑，乡亲们！……”
另一个哥萨克马上补充了一句：
司务长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两手贴在裤缝上。哥萨克们聚集在他身后两步远的地方，看着军官们，打量着那些跑路太多、疲惫不堪的良种战马和鞍子；他们脸上的表情是复杂的：既有喜悦，又有莫名其妙的不安。
“三十五俄里。”几个哥萨克同时回答说。
“你们不愿意要外国装备，宁愿穿莫斯科草鞋，那就不要看到别人的东西眼红！”
“是的！”
“我不知道，老爷。我们是第一批派到这岸来的。”
一个年轻的中尉对大发雷霆的少尉耳语说：“住口吧，你说得太多啦！”于是这个少尉才把纸烟踩灭，啐了一口，大踏步朝战马走去。
“不怎么舒服……”一个穿着旧棉袄的哥萨克矜持地回答说，他贪婪地吸着纸烟，眼睛直盯着紧裹着少尉的粗腿肚、长到膝盖的护腿套。
“洋姜一点儿也不比萝卜甜！”接着花哨地骂了几句。
“这里的红军有炮兵吗？”
“喂，你们在苏维埃的统治下过得怎么样啊？”一个大脑袋、宽肩膀的少尉问。
顿河军由谢克列捷夫指挥的一个由三千名骑兵组成的突击兵团，配有六门马拉的大炮和十八挺驮载机枪，六月十日以歼灭性的进攻在白卡利特瓦河口镇附近冲破了红军的防线，沿铁路线，向卡赞斯克镇方向挺进。
“顺着顿河往上游撤去啦，大概是撤到顿涅茨镇去啦。”
“应该去追截嘛！唉，你们这些糊涂虫。”大尉用责备的口气说，然后走到马跟前，从军用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