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景和打仗毫不相干。”
“请您告诉我，您曾给到您家里去的工人读过这本小册子吗？”检察官把手掌放在小册子上，遮着书名，上端的白纸上露出了几个黑字：“普列汉诺夫”。
“请您站起来。您被捕啦。”
“磨坊的工人在您家里聚会，是为了什么目的？”
“您好啊，爸爸。”
“是啦。您否认是你们党派您到这儿来的吗？”
葛利高里很久没有回信。三一节以后，才收到他一封短信。杜妮亚什卡念得很快，字尾都没有念出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撇开那无数的问好的话和问题，仍然很难抓住信的意思。葛利高里在信末说到了娜塔莉亚的问题：
施托克曼最后一个受审。前厅里，警察在看守着那些已经审问过的人：还没来得及洗去手上油污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微笑着的达维德卡、上衣披在肩上的“钩儿”和科舍沃伊·米哈伊尔。
“噢，大慈大悲的圣徒米科拉……”
“我们要搜查您的家。”军官的刺马针在门口的踏脚毡上挂了一下，走到小桌前，眯缝着眼，顺手拿起一本书来。
“请您稍安勿躁，朋友。”
“这谁都知道，他是一个手艺人……整天都在锉啊、刨啊。”
“你说的什么话呀，你怎么啦，亲爱的！难道你是外人吗？葛利高里来信说……好孩子啊，他叫我们问候你呢。”
施托克曼用眯缝得很细的眼睛朝白纸瞥了一眼，目光在纸上停了片刻，然后用两手抚摸着膝盖，坚定地回答道：
“那有什么难分的？就像咱们分草一样，把大海分成一块一块的，你就分吧！”
“你要是有个孩子就好啦……孩子会把他迷住的。好，坐下吧。拿些饼给你吃，好吗？”
……你要我说一说，我是否还要和娜塔莉亚同居，但是我告诉您，爸爸，破镜是不能重圆的。您是明白的，现在我已经有了孩子，那我还能对娜塔莉亚说些什么呢？我什么愿也不能许诺，对这件事我是很不高兴谈的。不久前，在边境上捉到了一个贩私货的人，我们也有幸看到了这个人。他说，很快就要和奥地利人打仗了，似乎他们的皇帝曾经到边境上来过，察看从哪里可以发动战争，他可以占领些什么地方。一旦打起仗来，我也许就死了，所以预先什么也不能决定。
“是吗？”娜塔莉亚鼓励说，也为别人的快乐而感到高兴，暂时忘却了自己的被蹂躏的逝去的年华。
“请您开始审问吧。”施托克曼不耐烦地说道，然后斜看着那张空凳子，要求坐下。
“一千九百零七年。”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施托克曼被押解往村公所去。他走在街道当中，一只手按在旧上衣的衣襟上，另一只在不停地挥动着，仿佛是要抖掉沾在手指头上的脏东西，警察跟在他身后；其余的人都靠着篱笆边，在洒满斑斑点点阳光的小路上走。检察官仍旧和来的时候一样，用被路边的胭脂菜染绿了的皮鞋踏着太阳的阴影走，只是帽子不是拿在手里了，而是牢牢地斜扣在苍白的耳朵上。
“我要求……”
施托克曼靠在炉壁上，抑制着自己的苦笑。警察局长扭回头看了军官一眼，然后又把视线转向施托克曼。
“他做什么事情？”
“你没有注意他有什么活动吗？”
“对您想什么，我毫无兴趣。请回答我的问题。拒不招供是没有益处的，反而有害。”检察官抽出一张文件来，用食指按在桌子上，“这是从罗斯托夫送来的调查表，证明您是该党党员。”
检察官站住了，用帽子擦着鼻梁上的汗，等着落在后面的军官。他用手指头摸着军官制服上的钮子，对军官说了些什么，然后用手指头招呼了一下村长。村长踮起脚尖，拼命抑制着气喘，跑了过来。他的脖子上一道道的紫筋鼓胀起来，哆嗦着。
检察官没有吭声；他沙沙地翻着文件，皱着眉头朝不慌不忙坐下去的施托克曼瞅了一眼。
“书。”施托克曼耸了耸肩。
警察局长一面走着，一面用手指头去挤眉毛中间的粉刺；他累得直喘气，呢子制服热得他满身是汗。矮小的黑牙齿军官用一根草茎剔着牙齿，眼边柔软的红褶子皱了起来。
伊莉妮奇娜抱住娜塔莉亚，老泪纵横，嘴里嘟囔着：
“我说：不行，我不给。去跟你的美人儿要吧。你知道，他在跟叶罗费耶夫家的儿媳妇厮混……她男人服兵役去啦，她在放荡呢。”
“这已经查定在案。您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被沉默激怒的检察官大声喊道。
“您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究竟是些什么人？”
在娜塔莉亚回到公婆家来的第二天，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逼着杜妮亚什卡照自己的意思给葛利高里写了一封信。
母亲寄给你一点樱桃干和一双毛袜子，还有猪油和各种土产。我们生活都很好，身体很健康，可惜的是达丽亚的孩子死了，这是要告诉你的。前两天我和彼得罗修了修板棚，他嘱咐你要好好照看马。母牛都生了犊，老骒马的奶头鼓起来了，看来，它的肚子里有小马驹在跳啦。这是和镇上公马圈里那匹叫“顿涅茨”的儿马配出来的，我们盼望它能在大斋的第五个星期生驹。我们对于你的服役情况和上司对你的夸奖很高兴。你好好服役吧。为皇上效力是不会白干的。娜塔莉亚现在要在我们家住下去了，这件事你要好好想想。还有一件倒霉的事，在谢肉节那天，野狼咬死了三只羊。好，祝你健康，上帝保佑你。我命令你，不要忘了你的妻子。她是个和蔼的女人，而且是你的发妻。你不要破坏老规矩，听父亲的话。
马车在街上扬起了一溜尘雾。一个包着头巾的瘦小的女人，依在麦列霍夫·潘苔莱的院子外面的场院篱笆上，在等候着他们。
娜塔莉亚在公婆家里干活和生活，那种不由自主的、盼望丈夫回来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增长，颓丧的精神就寄托在这种希望上。她没有给葛利高里写过一封信，但是全家的人谁也不像她那样急切、痛苦地盼着他来信。
“那有什么说的，你是他的发妻，还能上哪儿去住呢！留下来吧！”伊莉妮奇娜决定说，她殷勤地招待着儿媳妇，不断地在桌子上推动着装满肉饼的陶土盘。
“请您等到适当的场合再说俏皮话。现在我要求你用另一种态度回答我的问话！”
“灾祸临头啦。”老人们一听见猫头鹰在坟场上的叫声，就预言说。
“你离他远点吧。”
“你送给他了吗？”
“怎么回事？”
“您说什么？”
“您研究这个吗？”
“爸爸，我回来啦……”娜塔莉亚迟疑地伸开一只手，转过身子去，“如果您不撵我走的话，我就永远住在您这儿啦……”
“从年景上看，好像不会打仗。”
施托克曼只穿着一件敞着领子的衬衫，背朝门坐着，正用手锯在镶面板上锯一道弯弯曲曲的花纹。
“我家的葛利高里来信说，奥地利的皇帝到边境上去过，还下命令把所有的军队都集中在一处，准备向莫斯科和彼得堡进军。”
老头子们追忆着过去的几次战争，交换着彼此的想法：
“混蛋！你这个道道地地的混蛋，该死的东西，它碍你什么事儿，啊？要是上帝怪罪可怎么办？我马上就生孩子啦，要是为了你这鬼东西的罪过难产可怎么办？”
“米什卡·科舍沃伊昨天和我在公粮仓旁边的橡树上坐了整整一晚上。”
“没有的事儿！”
第二天，阴暗的早晨，从村里驶出一辆双套的邮车。施托克曼坐在车尾上，把长胡子裹在油污的大衣矮领子里打着盹儿。两旁挤着几个带马刀的警察。其中的一个麻脸、鬈发，用骨节粗大的脏手指头紧抓着施托克曼的胳膊肘，左手按着褪色的马刀鞘，灰白眼睛恐惧地斜看着他。
“哪里还藏有这类书籍？”
“我要求您礼貌一点。”施托克曼用眯缝着的眼睛盯着军官的鼻梁，说道。
“这是不合情理的。”
“要打仗啦。”
“这是什么东西？”军官举着一本黄皮的书小声问道。
“我是离他很远呀。”杜妮亚什卡抑制着涌出来的笑声，接着说道，“从游戏场回家的时候，我们一共是三个姑娘同行，喝醉了的米海老爹追上了我们。他叫嚷说：‘亲亲我吧，我的好姑娘，我每人给两戈比。’他刚一向我们扑过来，纽尔卡拿树枝子照他额上抽了一下子。我们就拼命逃跑啦！”
施托克曼眯起左眼，好像在瞄准似的。
“在俄土战争那年，也这样叫过。”
“这是您的猜想。我可以抽烟吗？谢谢您。这是猜想，而且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没有。”
“是的。”
“我想……”
“坐好！否则我砍了你！……”
“这是瞎说！”
“没有。他们都是不大识字的人。”
“跟土耳其打仗是为了争大海。可大海是分不开的呀。”
“可是跟谁打仗啊？”
“可是磨坊的机器匠和所有其他的人都不否认这一事实。”
“是来执行组织任务的吗？”
“住口，你放心！你是不会难产的！你已经生惯啦，胎胎都像箍桶匠的马生得一样痛快。难道就让这讨厌的玩意儿在这里吵人心烦吗？这个魔鬼，它会把灾祸叫来的。要是打起仗来——就要征召我入伍，看你养了这么一大堆。”马丁指着墙角说道，那里，在车毯上胡乱躺着几个孩子，有的在尖声哭叫，有的正在打呼噜。
“也许又要闹霍乱了吧？”
“没有良心的！把我们都忘啦！……”
“读过什么违禁的书吗？”检察官提示说。
娜塔莉亚是经过了长期的动摇之后，才回到公婆这里来的。父亲不放她来，千方百计地劝说：又是责骂，又是羞辱，但是她自从恢复健康以后，看见自己家的人就很不自在，觉得自己在父母家里简直成了个陌生人。自杀的尝试使她和自己的亲人疏远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自从送葛利高里入伍以后，就一直在劝诱她。他下了决心，要把她接回来，设法与葛利高里和解。
检察官翘着嘴唇，用镶贝壳刀把的刀子削着铅笔；他没有看施托克曼，又问道：
“请您搜吧！”
“从什么时候起，您成了你们党的党员？”
“您和同党中的什么人通过信吗？”
谈话开始变成开玩笑，老头子们也就渐渐散去了。
“好，说吧！”
“是些什么人？”
“那个外来户施托克曼在家吗？”
村长挺直身子，上身的肉都松了下来，镶蓝带的制服硬领上凸起了一道粗筋，他哼了一声，向后退去。
“没有。”
“就像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一样。”
“没有。”
“为什么您单单选中了这个地区？”
施托克曼同妻子住的那两间屋子，被翻了个底朝天，凡是能搜的地方全都搜遍了。还搜查了作坊。热心尽职的警察局长，甚至弯起手指头，把墙壁都敲过了。
满脸红光的杜妮亚什卡从宅旁的小院子里跑进厨房，跑着就伸手抱住了娜塔莉亚的两膝。
“那么您是为什么搬到这儿来的呢？”
夜晚，街道在脚步声中呻吟，村里的游戏场上，歌声、手风琴伴奏着的跳舞踢踏声沸沸扬扬，一直到深夜，村头最后的歌声才在温暖的旱风中消逝。
我们的亲爱的儿子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你好！你的父亲和你母亲瓦西丽萨·伊莉妮奇娜诚心诚意地向你问候。你的哥哥彼得罗·潘苔莱耶维奇和嫂子达丽亚·玛特悦耶芙娜向你致敬，祝你健康和平安；还有你的妹妹叶芙多基亚和全家老少都向你问好。你二月五日发的信，我们已经收到了，为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撒谎！”军官晃了晃手中的书，清楚地吐着字说。
“我没有任何任务。”
杜妮亚什卡用黑手巴掌擦了擦发烧的脸蛋儿，把手指头按到太阳穴上，突然无缘无故地发出了青春的笑声：
“耶稣保佑，妈妈。我这不……来啦……”
“娜塔莉尤什卡？你好啊，亲爱的，好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忙乱起来。从他手里落下来的树枝弯了一下，就伸直了。“你怎么面也不露啦？好，进屋去吧，你瞧吧，母亲看见你会有多高兴。”
“他说：‘你真像一朵天蓝色的花！’……”
你的父亲——老下士潘苔莱·麦列霍夫
检察官在一个粉红色的公文夹里翻着，向站在桌子对面的施托克曼问道：
施托克曼耸了耸肩，好像是对问题的愚蠢感到惊奇似的。
“因为这儿缺做钳工活的人。”
“这种事情咱们总是知道得最晚。”
猫头鹰夜夜在教堂的钟楼上号叫。恐怖的叫声在村子上空回荡；这时猫头鹰却从钟楼上飞到被牛犊践踏过的公墓里，落在荒草丛生的褐色坟头上，悲鸣不已。
“有点兴趣。”施托克曼冷冷地回答说，用小梳子把黑胡子平分成两半。
娜塔莉亚不到游戏场去，她很喜欢听杜妮亚什卡讲的天真无邪的故事。杜妮亚什卡已经不知不觉地长成一个身材匀称、独具风韵的美丽姑娘。她很早就成熟了，就像个早熟的苹果。这一年，她告别了逝去的童年，年长的女伴们接收她参加了她们的姑娘圈子。杜妮亚什卡长得很像父亲：矮个子，黝黑的皮肤。
沙米利·马丁，独臂的阿列克谢的弟弟，在坟场的围墙下，一连两夜守候着这只恶鸟，但是看不见的神秘的猫头鹰无声地从他的头上飞过，落在公墓的另外一头的十字架上，把令人心惊的叫声散布在朦朦胧胧的村庄上空。马丁下流地骂了一阵，向飘动的乌云放了一枪，走了。他就住在这附近。他的妻子是个胆小多病，像母兔一样多产的女人，——每年都要生一个孩子，——她一看见丈夫就责骂起来：
全村一片磨镰刀的声音，耙子也都刨光了，妇女忙着给割草的人送克瓦斯，但是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惊动全村的事情：镇警察局长和检察官一同来了，还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满嘴黑牙、穿着制服的瘦弱的军官；他们找到了村长，会同几个见证人，径直就到斜眼卢克什卡家里去了。
“哪些人常上他家去？”检察官拦住向前跑的村长，问道。
“是的。”
一个干旱的夏天。村边顿河的水变浅了，那片从前是急流奔腾的地方，现在变成了浅滩，牛走到对岸去，连脊背都湿不了。夜里，沉闷的暑热从山岗上吹到村子里来，风把晒焦的草香味吹散到空中。牧场上的干蓬蒿在燃烧，甜藜像一层看不见的薄幕挂在顿河岸上。一到夜间，顿河对岸的天上就布满了黑云，雷声单调地、隆隆地响着，但是连一个雨点也没有落到炎热煎烤的大地上，电光在空中闪个不停，夜空被划成一些带尖角的蓝色块块。
“我们读过诗。”施托克曼叹了一口气，抽了一口烟，用力夹着手指中间镶着铜箍的骨头烟嘴……
广场的空地上，卸下来的车辕朝天竖着。马在嘶叫，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消防棚子的旁边，许多保加利亚族的菜农摆起长长的摊子，在叫卖青菜，后面围着一群孩子，瞪大眼睛，看着卸了载的骆驼；骆驼傲然地环视着市场的广场和广场上闪动着红边制帽和各色女人头巾的人群。骆驼嘴里冒着白沫，在咀嚼反刍的草料，它们疲于长年累月地拉水车，太疲倦了，正在休息，眼睛一动不动地呆滞在淡绿色的、惺忪的眼眶里。
军官翻了翻，把书扔在桌上；又草草翻了翻另一本，把这本放在一边，又看了第三本的封面，然后把脸转向施托克曼。
“我问您，”检察官把“我”字特别加重地说道，“什么时候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永远住在我们这儿啦？”杜妮亚什卡抚摸着娜塔莉亚的手，问道。
“奥霞！……奥西普·达维多维奇！噢哟，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你为什么脸红起来啦？”
“我觉得，您简直缺乏起码的常识来正视……”施托克曼听到这地方，不禁微微一笑，而检察官由于忘了要说什么却在生气，他抑制着愤怒，恨恨地结束说，“您简直没有健全的理智！您拒不认罪，只能害自己。事情非常明显，是你们的党派您到这儿来的，为了在哥萨克中间进行策反工作，企图从政府手里把他们争取过去。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捉迷藏呢？这无论如何也不能减轻您的罪过……”
渐有暖意的红太阳，像只温柔可爱的小牛犊，紧紧蜷伏在积雪已经融化的山岗上，土地已经松软，顿河沿岸陡斜的石灰岩的山岗上，有些地方已经露出一片一片的土地，嫩草闪着翡翠般的新绿。
“在这段时间内，您和您们的组织有过联系吗？现在还有联系吗？”
“用不着预先……”
“大概是学生们在捣乱。”
他们一同往屋子里走去。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慌慌张张，一瘸一拐地走着，非常高兴。
“你长得这样大啦……”娜塔莉亚低着头，把杜妮亚什卡的两手分开，仔细打量着她的脸。
“我犯了什么罪，检察官先生？……”
“你疯啦，骒马！”父亲假装严厉地朝她喊道。
“全都在这儿啦。”
“我对他说：‘别瞎说，米什卡！’于是他就发起誓来啦。”杜妮亚什卡的笑声像银铃一样响遍了整个屋子，她摇着脑袋，两条编得紧紧的小黑辫子，像蝎虎子似的在她的肩上和背上滑动。
“在我因磨坊里的械斗的人命案讯问您的时候，您为什么隐瞒了您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这一点呢？”
“那么搜查出来的那封信呢？”
“机器匠、磅秤工、磨粉工人达维德卡，还有几个咱们的哥萨克也常去。”
“您收到过从罗斯托夫送来的什么指示吗？”
麦列霍夫·潘苔莱在村民大会会场上跟老头子们谈话的时候，很郑重地说道：
变了样子的、瘦弱的娜塔莉亚，从后面走到公公跟前，弯下伤残的歪脖子行了个礼。
“哼，不说啦！你叫人怪害羞的……”
“多半是磨坊里的工人。”
短暂的割草时节正等待着人们，顿河对岸的各种草都已经开完了花，那都是些没有一点香气儿的病弱的草，不像是草原上的草。同是一样的土地，可是草吸收的养分各不相同；山岗后的草原是上等黑土地，像脆骨一样：牲口群跑过去——连个马蹄印都看不见；坚硬的土地，长出来的草也肥壮、芳香，齐马肚子那么高；但是在顿河边上和顿河对岸，却是一片潮湿的松软的土地，长的全是些不很茂盛、没有用处的矮草，有的年头，连牲口都讨厌吃这些草。
“他说：‘送一块手绢给我做纪念吧。’”
“一点也没有。”
一九一四年的三月，在一个解冻的欢乐的日子，娜塔莉亚回到公婆家里来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正用毛茸茸的灰色树枝修补被公牛撞坏的篱笆。屋顶上往下滴着雪水，冰琉璃闪着银光，屋檐上留有一道道过去什么时候流过雨水的、像松焦油似的漆黑的痕迹。
“是——是的，您哪。”
他这简单的一生中，还是头一次看到敢于反抗沙皇的人。
“您住两间房子吗？”
葛利高里那个团驻在距俄奥边境四俄里的拉济维洛沃小镇上。葛利高里很少写家信。告诉他娜塔莉亚回到父亲那里的信，答复得相当矜持，只说请向她问好；信里的话支吾搪塞，含糊其辞。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逼着杜妮亚什卡和彼得罗把信念了好几遍，深思着隐藏字里行间连葛利高里也不知道的含义。复活节以前，他在一封信里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他问葛利高里退伍回来，是跟妻子同居呢，还是仍旧跟阿克西妮亚一块儿过。
从那天起，娜塔莉亚就留在麦列霍夫家了。达丽亚表面上并没有表示出什么不满；彼得罗的态度却是殷勤而又亲切，至于达丽亚偶尔的白眼，娜塔莉亚却从杜妮亚什卡那热情的依恋和公婆亲生父母般的爱怜中得到补偿。
“他们知道您搬到这儿来吗？”
“请您把这个箱子的钥匙给我。”
“写那封信的人，是一位与任何革命组织都没有关系的朋友。”
如果像你信末说的，你的马后腿碰伤了前腿，那么可以给它擦点猪下水油。你知道，如果路不滑或者没有冰的话，那么后腿就不要钉马掌。你的妻娜塔莉亚·米伦诺芙娜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很健康、平安。
施托克曼想要朝她挥挥手，但是麻脸警察在车上颠了一下，脏手指头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凶狠、沙哑地喊道：
“大概知道。”
“你去照照镜子看——简直像火烧一样。”
警察局长手扶马刀，走到箱子边，一个麻脸的哥萨克警察在衣裳堆里乱翻着，看来是被正在发生的事情吓坏了。
“去年。”
“夜猫子从教堂飞到埋死人的地方去，就别指望会有什么好事情啦。”
“他还说了些什么？”
“那只不过是在冬天的夜晚聚一聚……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玩玩牌……”
杜妮亚什卡已经度过了十五个春天，但是她那纤细的身材还没有丰满起来。她身上还混杂着童年和正在成长的少女的、可笑而又天真的气质：两只拳头大小的小乳房硬起来了，明显地紧绷在上衣里面，肩膀也宽了；可是在那两只长长的、略微有点斜的眼眶里，依然是那炯炯有神的、腼腆而又顽皮的黑扁桃形的眼睛，白眼珠像蓝色的玛瑙一样。她从游戏场上回来，就把自己并不神秘的秘密讲给娜塔莉亚一个人听。
“带两个人把他们抓来。押到村公所，我们随后就到。明白吗？”
“是，常有人去。他们有时候玩牌。”
马车飞驰而过，女人双手抱在胸前，跟在后面追逐。
一时，大家都七嘴八舌地抢着说起话来，一会儿又都沉默不语。伊莉妮奇娜一手托着脸，在暗自悲伤，痛心地打量着已经不似先前的娜塔莉亚。
“谁知道他……”
“我们等会儿再跟您谈。证人，过来！”
施托克曼默不作声地看着检察官的头顶上边。
“娜塔莎，好嫂子，我想告诉你几句话……”
检察官手里拿着一顶有帽徽的帆布制帽。大家都顺着街道左边的篱笆走去，太阳斑斑点点地照在小路上，侦察员一面用他那沾满尘土的皮鞋踩着篱笆的影子，一面对那个像公鸡似的往前跑着的村长说：
施托克曼的妻子从另外一间屋子里探头看了看，检察官和文书都走到那里。
“说吧，我再不这样啦。”
“给儿子买了马没有？”
村里的人依然过着习惯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些哥萨克服完兵役回来了，平常日子，无聊的琐事不知不觉地把时间都消磨掉了，每到星期日，一早就一家大小成群结队地涌到教堂里去：哥萨克都穿着制服和过节的裤子；女人们花花绿绿的长裙沙沙地扫着街上的尘土，穿着紧绷在身上的、袖子上打褶的印花布上衣。
“在家，阁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