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在戴笠的飞机于南京郊外坠毁43年后，几百个他生前的情报特工员在台北集会，成立了一个“三十七联谊会”（即3月17号）。为了名符其实地纪念他们的上司，他们宣布这个联谊会的目的是形成一个同盟来“打击反革命势力”。联谊会的所有成员都有治安背景，他们被前台湾情报主任叶翔之召集起来，而后者的领导是曾任戴将军总督察官的乔家才。
于是，晚年戴笠的形象包含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面。对于中国大陆的共产党人，他完全是一个邪恶的象征，魔鬼的化身。而起码对于在台湾的一些国民党人来说，他一直是个英雄人物：这位“间谍王”也许把中国从最凶恶的敌人那里拯救了出来。或许，不把戴笠从这两个极端来看倒能更好地表现他的复杂性。不过，在本书接近尾声时，一位中国朋友不带倾向地问：“最终，他到底是坏人还是个好人？”
想到戴笠对诸葛亮这个《三国演义》中最核心而且最暧昧的人物的崇拜，人们不禁会想起孔明在公元234年去世时，对自己在乱世之中毕生致力于平息反汉叛乱的反思。“万事皆由天意”，眼看北斗之中的一星摇摇欲坠，诸葛亮无可奈何地叹道：“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孔明的魔力此刻已无法挽救他，随着他将星的陨落，周围的魏兵鼓噪不止，这位卧龙逝于军帐之中。6个世纪之后，诗人杜甫写道：“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诸葛亮终年54岁，而戴笠死时49岁。
像戴笠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异种是无法用如此简单的方法来概括的。他曾一度是法西斯恐怖的象征，现代警察国家的化身，严格的儒家理想的执行者；在他永不休止的梦想中，他是传说中的中世纪那些在王朝颓落时应运而生的战略家们的一个雄心勃勃的继承人。在所有这些形象下面，戴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所处的复杂时代的产物，身居传统与现代政治斗争的顶峰，坚信自己生必逢时，但终究难以摆脱命运的叵测无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