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抗亲共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研究会”于1924-1925年在黄埔成立，邓文仪自己是其中的学生领袖，与贺衷寒、杨引之、酆悌及曾扩情一样，都属于“大头”。
邓文仪那时29岁。他祖父是摆卖衣服地摊的，父亲是湖南醴陵的一家糖果杂货店的店主。当他还是个小学生时，便深受他的校长王英兆的影响，王是一个保定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使这个年轻的学生一头栽入了游侠剑客和盗匪的传统小说与史诗之中。王先生每星期两晚上要给学生们讲《水浒》的故事，描述和分析书中的人物及其个性，他们的武艺、社会背景和“绿林好汉”的正义行为。于是，在校长的影响下，邓和他的同学们逐渐地把《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平西》、《岳飞传》，及《班超平中亚》等里面的人物视为自己的榜样。
1927——1928年间，邓文仪建议把间谍股安置在保安处在各省的总部里，以便执行它的各种任务，这些任务包括反共军事活动，收集情报，调查共产党在军队和卫戍各部门的活动，保持对各纵队司令的监视，以及在非军事人口中间展开特务活动等。蒋介石最终批准了这个计划，于是在1932年早春，一个行动小组在邓文仪的控制下成立于南昌经堂巷内。
在邓文仪到达共产主义大学后不到三个月里，他被选为“公社委员会”成员，当了“卫生苏维埃”的主席，而且担任女射击队的教练。他后来还被任命为班长和他所属的学生小组组长。1927年春天，当共产国际开始招募一支特别派遣队在M．N．若仪（Roy）领导下回中国时，邓文仪是中山大学被选中的40个学生之一。但当汽船由海参崴抵达广州时，邓登上了岸，随即与派遣队脱离了关系，重新表明了他对国民党内蒋介石派系的忠诚。
当他去莫斯科的申请被广州的国民党总部接受后，他被送进中山大学。作为一个学生领袖，他成了共产党争取的物件。尽管他是国民党支部的一个委员，并在贺衷寒为保持孙文主义研究会精神不衰的反共狂热激发下，继续秘密地与其他黄埔军校学员会面，但显然他的上级们还是越来越肯定他对共产国际的忠诚。
邓文仪的调查科与密查组是两回事：与在首都南京的两个独立运作的部门不同，它是一个省一级的网络组织，虽然挂在三省内的卫戍行营，但有自己的正规地位。一直到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密查组一直是非正式、非官方资助的组织。“一二八”事变中，日本海军与十九路军在上海北都的闸北区持续交战三个月之久，摧毁了闸北。
同年稍晚，邓文仪参军北上加入已开始互相争斗的革命军，并开始动员黄埔圈子里的军校生收集反共情报和研究在苏联买来的详细介绍契卡和GPU（国家政治管理局）运作的书籍，并以此来独立组建自己的反间谍机构。
邓加入了一个黄埔学生小组，其中有萧赞育和张镇（后来是蒋的军警头目）。这小组的成员被送到苏联去学习。他们是300个在中国招收的去莫斯科航空军事学院或中山大学上学的学生队伍的一部分。这些院校建于1925年，归属于共产国际远东部，专门培训中国人员。其中约有150人是在广州通过黄埔和其他指定的军事单位推荐，并通过竞争性很强的考试，被国民党招收来的。
于是，小业主之子邓文仪，与中国许多受武侠小说吸引的青少年一样，怀着一种浪漫的决心长大——就像毛泽东那样，他决心做一个见义勇为、扶济贫弱、默默无闻、救国救民、任劳任怨、不为财色所动的正人“君子”，一个现代的“游侠”。他读中学时所碰到的经济困难更增强了他的这种决心。那时，他家没钱支付他在校的食宿。邓两次得徒步跋涉60里路回家，乞求父母给钱付费。但无论邓如何痛哭流涕，他母亲最终只能凑起一块钱来，于是他不得不学会赌博来攒够钱供自己上学。这只能加强他对“绿林好汉”们的敬仰和对小说里拜把兄弟“杀富济贫”的尊重。邓由于受到他们的启发，拒绝结婚，而且在中学毕业的前夕，进入程潜在广州的军事学校，“参加了革命”。一入校他便听说了黄埔军校，于是他成功地通过了黄埔学校的入学考试。
十九路军——该军的司令蔡廷锴一下子成了全国英雄和世界名人，蒋介石迫于向十九路军增援的舆论压力，命令王敬久和余济时领导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在中央军事学院院长张治中领导下组成一个新的第五路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