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月后，联合情报机构规定了一个总体方针：只给中国人“直接有助于其抗日战争”的军事情报。但这个政策似乎完全建立在由种族主义而引起的怀疑基础上。MI2（英国军事情报局二处）承认“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表明交给中国人的信息曾被泄漏”，并补充说：“但是，基于对一般中国人心理的了解，人们严重怀疑泄漏时有发生。”
印度战区的总司令部提醒战争部，它过去曾强烈反对这种情报合并活动，因为这会使中国人进入美英的信号情报系统。考虑到英国军事情报机构对国民党情报系统不断向日本人泄漏信息的怀疑，这个联合办事处对印度战区总司令部和白厅来说，似乎都将是个极端的冒险行为。
但是，在中——缅——印战区的英国其他情报单位，特别是在墨尔本的军事情报主任，不愿意同戴笠分享信号情报，怕这些情报落到敌人手里。1943年6月11日，军事情报主任向英国驻重庆武官麦肯（Machin）表示了自己的怀疑。接着，在7月1日，战争部向墨尔本发报说：“我们充分意识到把情报交给中国人很不安全。印度、麦肯和我们都明白，给中国人的任何东西都会以某种方式最终到达日本人那里……麦肯收到情报后，既不重复，也不自动把它交给中国人。我们给他的都是绝密的情报，这些情报我们希望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知晓。”
然而，英国不想完全拒绝中国。白厅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决定，如果直截了当地拒绝中方会损害中英关系，于是相应提议建立一个中英结合的情报搜集机构，“其中不包括军事布署”。一旦SACSEA（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在1944年7月1日明确表示，英国不准备与中国人分享信号情报，中国人便开始对合作失去兴趣。虽然如此，SACSEA还是起草了在重庆建立一个中英联合情报搜集和交换局的协议，此机构的英方将向英国大使汇报。
1944年6月23日，麦肯给英国战争部发了一份密电，说中国人的军事情报主任郑介民递交给他一封何应钦给卡通·德·维阿特（Carton de Wiart）将军的信，建议在中方的领导下成立一个联合办事处来交换关于日本军事布署的情报。这个办事处同时还收集情报，并散发电台截收的电文，同时还把在中国战区进行活动的SIS（秘密情报特工）和SOE（特别行动执行队）的人员组织在一起。麦肯对郑解释说，第二种联合不可行，但他确曾建议实行第一个项目。不过，这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人的角色，他们一旦参与进来就有可能把他们“致命的嫉妒”也带进来。
对于有关这份协议的消息，美国人没有重视。8月3日，美国军事情报主任比塞尔（Bissell）将军告诉SACSEA，一旦这种协议生效，“美国情报机构便永远不会完全坦诚”。他还说，参加一个同中国人三心二意的联合情报行动对英国来说将是个错误，尤其是，这可能使国民党通过它来使美英之间产生不和。比塞尔坚持，绝不能让中国人看到这份章程。次日，也就是1944年8月4日，英国答应了美国的要求。白厅让SACSEA通知中国军事情报主任郑介民（当时他正在视察印度的情报工作），在目前的战局下不宜建立一个新的情报搜集机构。相反，双方应当仅在中国现有的中英情报合作基础上进一步交换情报。郑将军在8月22日得到如此答复，“他接到这个消息后没有表现出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