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戴笠特工通讯的头目，魏大铭（他的妻子曾是戴笠的一个情妇）成了众所周知的“戴笠的灵魂”。他对军统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魏的密码分析人员在福建事件中破译了第十九路军的密码，从而向蒋介石提供了关键的战略方案来镇压该省的反叛；最终也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使戴笠如此依赖英美“盟国”情报机构的技术援助。
魏大铭毕业于通讯部的通讯技术训练所。早在李一范掌握了全国商业电台时，在他手下工作的魏大铭就成了国际和商业电台所有报务员的“报务员领班”。他受权领导戴笠的特务通讯处，包括人事培训和密码分析。
魏也负责收集和发展工作。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因为5瓦的地面发报机和15瓦的电台对秘密情报人员来说，携带起来太重，不方便。
这使中国军队的总参谋长直接与蒋手下由温毓庆领导的部门发生了竞争。温被任命为交通部下属的通讯处负责人，并奉命在1936年3月1日设立一个专门监视和侦破秘密发报的办公室，即“密电监译所”，仅向蒋一人汇报。在四到五个月里，这个办公室侦破了日本外交部的电码；1937年日本与中国开战时，中国方面已经拥有了十几个侦收日本外交通讯的秘密电台。总而言之，温毓庆的密电监译所总是占据上风。尽管在1937年至1938年间，每个月都有徐恩曾（中统）、戴笠（军统）、海军上将杨宣诚（军事情报）、王生（国际研究院）和温毓庆参加的情报会议，但由于温在技术和训练设备上的优势，总是由他说了算。于是，为了自我防卫，戴笠感到他应当在国外寻找科学技术来加强自己的破译能力。
蒋对通讯情报的独占刺激了他在军队和秘密特工部门的头子们竞争的本能。蒋的总参谋长何应钦向温毓庆要一份每日破译报告，但蒋不同意透露这些报告，于是这间接地促使了何将军组建由王敬碌（音）领导的情报收发处，收集和破译日本外交部的通讯。
魏大铭起草了无线电学校的培训计划，并当了特务处通讯科的头头。他看到自己的搭档主要是由专业人员组成，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密码、电台及密码分析的技术方面。一线人员的功能在于，他们渗透到内部物色情报人员，通过关系搞情报，并警惕各种现象和信号，而密码培训组则强调了独立执行任务的重要性，那些任务基本属于技术性质。
魏大铭，原名张扬绵，上海金山人，1907年生。毕业于交通部上海电报传习所。后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学习。曾在吴淞海岸无网民台工作，后进国际电台任报务员、报务主任。1938年8月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魏大铭就任第四处（电讯处）处长，少将军衔。还曾任交通部电讯处处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国防部第二厅第一司副司长。1947年任技术研究室主任。1948年兼任“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1956年时任台湾“国防部”技术研究室中将主任，后为“国防科科学研究室”主任。
当然，从更广泛的层次上看，通讯情报对蒋介石似乎也同样重要。他很快看出这对自己的统治有着多么关键的意义。事实上，蒋把秘密电台的侦收看成是一种家庭垄断。在1939年下半年，只有3个人能看到那些特殊的情报报告：宋子文、孔祥熙及蒋本人。宋子文后来回忆：由于引进了电台侦收业务而使蒋在对付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李济深和陈铭枢上占了上风。他向罗斯福总统夸耀说：“我因为建立了一种有效的侦收业务，使蒋介石了解了敌人的动向，而为他打赢了两场内战。”
1933年晚春魏大铭的培训组制造了一种小型的收发机，它除了电池和耳机以外，不超过冰棍那么大。这个小型的电台效果很好，戴笠决定在庐山把魏大铭引见给蒋介石，向蒋示范这套设备，并要求对他的通讯助手的发明授予军奖。对蒋的示范非常成功：这个小型电台可以越过庐山山脉接收外面的信息，而常规的15瓦的电台却无法穿越接收。蒋介石同意制造这种设备，并授权戴笠让魏大铭在南京白鹭洲西石坝街29号建立特务处通讯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