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这些部队加上崇明海盗张贵风(音)的人马,便一起开进上海来“接收”这个城市。而中美合作所的高级办事处也随之迁到了法国租界的杜美路7号,名义上由戴笠领导,而实际上由他的副手李崇诗控制。这一部署在国民党将军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正式占领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时便形成了。
而中美合作所由王乐坡、陈昂林和阮清源指挥的部队则准备进入杭州和上海,一旦敌人投降便进行收复。
在华北也出现了同样的形势,戴笠迅速地采取了一系列防止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的行动。军统在华北的官员,如文强、张振武、陈仙洲等,则授权委任汉奸军事头目从日本人那里接管领土并维持地方秩序。戴笠还与通讯部长、银行家张嘉敖于1945年12月3日、4日会面,策划将他的25000人的“忠义救国军”部队改编成铁路警察,来监视和控制华北地区的通讯网络。
美方协同军统局把特务武装部队,运到东南地区,抢夺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把中美所特种警察训练班的学生,集中在上海、北平,改为特警班,加强刑事警察力量。中美所所属的特务武装部队,分别改编为交警部队,以后参加了反人民的内战。
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戴笠和梅乐斯离开了重庆去浙江,在淳安设立了中美合作所的一个高级办事处,由毛森领导。戴笠在浙江的做法是利用伪军来维持该省的治安。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利用军事委员会的权力,将丁默(汪伪时期的浙江省长)、周佛海(傀儡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和李俊龙(音译,上海市长)等前汪伪分子任命为该省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官员。与此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