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已经在黄埔同学会中形成一个核心。这个同学会继承了已被解散了的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传统。除了向成员们分配工作以外，它还鼓励成立像“立志社”这一类的俱乐部。立志社的总部设在南京黄埔路上的一座清宫式的楼里，该社的名称使人本能地想起16世纪哲学家王阳明强调行的教学。这类俱乐部既现代又具有传统特点，既带有西方或日本极端民族主义青年团体的色彩，又体现了帝制时代后期学院和社团中学者兼绅士的传统。“筹备处”的传统色彩是通过它的名称力行社体现出来的。力行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有力的行动”，它出自《中庸》。该组织的全称如贺衷寒提议的那样，为三民主义力行社。在后来的五个月里，它的创建人开展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在筹备处二楼的办公室里开会起草这个秘密组织的章程和纲领。这些人员全部是二三十岁，生于清末，先接受过传统古典教育，民国初期又进入现代学校，又都是黄埔一至六期的毕业生。据邓文仪的儿子说，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但大部分来自长江流域，尤其是“各省的乡间和小城市”，而这些地区“仍保持了是好是坏的中国传统社会情况——从好的一面讲，这批人曾亲身体验过其真正的价值，故有保存之义；从其坏的一面讲，他们也深知其弱点而急于谋求改革”。
当然，在1931——1933年间的蒋介石与1895——1898年间的康有为或梁启超之间作比较并不恰当，因为前者的弟子们是政府军校的毕业生，而非具有学位的文人。还有，煽动年轻人的狂热无疑是受了当时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运动的影响。刘健群在1931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全会上发行的一小册子里建议成立蓝衣社，他写道：“国民党应当遵循意大利墨索里尼黑衫党组织的榜样，完全服从领袖的命令，并让它的成员穿蓝色衣衫作为他们意志的象征。”
尽管外人尤其是日本人能够很快地把那些动员工作与外国法西斯背景联系起来，但在这运动中有一种很强的本国色彩。在滕杰和贺衷寒的眼里，他们这种动员工作像上世纪末的改革派运动一样，表明爱国领袖能够组织青年“志士”联合救国，以此引起大众支持。这跟他们到底是CC派看中的平民学生还是以原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军事干部无关。
与此同时，在蒋和年轻的黄埔肄业生戴笠之间建立起一种特别牢固的关系。后者前来慰问这位未来的总司令，离去时充满着对他领袖威力的敬畏。那时蒋和国民党军队领导人向所有离校的黄埔学生提供了回校完成学业的机会。戴笠是军校第六期骑兵班肄业的学生军官。戴笠对于是否以一个普通军官身份回校，感到犹豫。他觉得无论如何，自己的前途在蒋那里。于是为留在蒋的身边，向他提供消灭敌人所需要的情报，戴笠决定接受“没有毕业的黄埔六期生”的名义头衔。这是戴笠作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它显示了戴对蒋的绝对忠诚，以及他对领袖俯首帖耳的情愿。
尽管蒋可能对他的心腹随从谈起过制定解决国家危机方案的重要性，但他对成立力行社的计划仍一无所知。筹备处的成员们想等预备工作完成后才向他请求批准成立这个组织。但当滕杰听说有走漏消息给校长的危险时，便决定给陪同蒋在奉化的秘书邓文仪发一个私人信息，要求他立刻汇报他们的计划。总司令由于受必须动员人支持安内政策的信念左右，作出了相当肯定的答复。当时在他面前摆着一系列关于成立“救国”社团和协会的提案，而他显然认为，力行社的计划是手头“对付国内外危机”的方案中最有希望的一个。
作为黄埔的毕业生，这些军官们经受过军事训练，养成了在集体行动中注重效率、在个人日常生活中讲究果断的意识；他们接受服从命令和等级制度的必要性。他们也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这些创始人中间，除了桂永清曾在德国受训，其他人均在日本或者苏联学习过。“九一八”事件后，日本警察的镇压使大批的前黄埔学生从日本涌回国。他们中许多人参加了龚德柏和另一些人在贺衷寒的朋友加同学萧赞育领导下成立的“旅日学生抗日救国会”。龚德柏的《救国日报》接二连三地发表社论，呼吁中国人“抗日锄奸”，而且尽管龚本人并没有参与力行社的活动，但许多“筹备处”的成员利用了他的报纸作掩护，假装成是它的编辑或记者来开展他们自己的工作。显然，蒋介石的这些弟子们首先想到的是积极争取用军事防卫来对抗日本，而蒋却正在否定这种政策，因为他已逐渐认定，当务之急是要安抚日本，以便争取时间消灭共产党。
蒋的政策直接与全国特别是继续呼吁抗日的学生们的情绪背道而驰。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在1931年12月6日召集了大规模示威。那天学生们召开代表大会，请来了上海所有各大学的代表和南京和北京的两个代表。会议结束时，这两个外来代表遭到十来个当地国民党员的攻击，而公安局的便衣人员对此则无动于衷。北京代表被绑架到一辆车里带走了。学生们认出了有一些是国民党的暴徒，便于12月9日在市政厅前集合，要求释放他们的北京同志，并惩罚国民党暴徒。市政府为了自我保护，宣布实行宵禁，但最终无法阻止抗议者：他们捣毁了国民党总部，迫使蒋介石的党徒市长张群辞职。八天后，12月17日，部分是迫于学生压力，蒋介石辞去了国民党政府主席的职位，回到奉化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