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蓝衣社的真相如何，上海市政警察特别分局把蓝衣社的成员（据日本外交部调查局估计，其成员在1935年底达14000人左右）视为复兴社的三重结构中的“法西斯派”。无论戴笠在绝对秘密的特务处里有多重要，他的名字没有被这些警察当做蓝衣社的头子列入名单。而贺衷寒则被当做蓝衣社的主要领导人。
很难说人们对这些“法西斯化”的提法应该看得有多重，甚至很难估计它在什么程度上代表了蓝衣社的整个思想意识形态。当然，那时的报纸文章把蓝衣社当做具有国家社会主义倾向的“法西斯”或“半法西斯”来描述。《中国北方日报》（North China Standard）曾报道在香港“一帮以‘蓝衣社’著称的半法西斯分子在恺因（Caine）路一家豪华的公寓里建立了一个总部”，并声称他们要按照墨索里尼政府的模式来建立一个独裁政权这些中国法西斯分子认为，要有一批强人来控制政府，为此，将以纳粹手段来对付政治上的对手。还有，从当时的警方报告来看，复兴社当中至少有些人直言不讳地表示对法西斯的标签非常当真。黄埔毕业生中属于这一类的人大多曾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留过学，他们把曾任复兴社第一届书记、后来当了驻柏林的中国武官的酆悌看做自己的领导。酆悌相应地与唐纵结盟，后者也任过驻柏林的武官，还有在法国留学过的顾希平，在比利时接受警训的刘番，以及在意大利学习过的汤武。这批人要求蒋介石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榜样，他们通常被认作是无所不在的所谓的蓝衣社。
贺衷寒显然认为自己正在成为所谓的“黄埔派”的政治领导人。该派系一般是指黄埔军校最初三年的毕业生，但使它最接近一个派系结构的是复兴社。因此，蓝衣社有时被简单地当做纯粹的黄埔派，而且就像力行社及其外围组织的成员们自以为的那样，它也被认为是蒋介石的“嫡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