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根据梅乐斯准将接受的、美国政府批准的条件，包括情报局在内的中美合作所几乎完全服从于中国秘密特务头子的领导。正如邓诺文（Donovan）将军对总统罗斯福说的那样：“根据中美合作所的规定，我们于1942年4月到中国，但只作为戴笠将军的中国情报机构的伙伴……对戴将军来说，中美合作所是一个接受物资援助的机会，同时亦可得到保证，如果情报局必须得到中国认可，那么起码所有的活动都得在他的控制和持续的监视之下。”
沈醉急于把戴笠描绘成一个对美国顺从的人，但他对他的前上司、军统头子和美国海军官员“玛丽”·梅乐斯之间关系的形容并不准确。梅乐斯从一开始就对戴笠作为中美合作情报业务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表示坚决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意在对战时合作中的中方利益的认可，而且也确认了他自己作为海军官员在中国舞台上的关键角色。美国军方尤其是情报局和美国陆军的确曾极力表明，在戴笠的军统和美国之间的共谋，首先一个就是海军事务：
珍珠港事件之前，肖勃少校向美国信号团建议提供信号通讯方面的帮助。这个建议被束之高阁。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有人找到陆军G-2，但谈判没有成果。这以后又有人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和海军情报局（ONI）联系。但结果不了了之，因为OSS和ONI都各有自己的打算。与海军准将梅乐斯有八年交往的肖少校与梅乐斯准将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谈论了关于在中国沿海组织海上袭击的事。梅乐斯准将向莱希上将报告了这些建议，后者立刻予以准许。总司令也批准了。
成立中美合作所的初步措施，是在美国对日宣战后于华盛顿开始的。美国海军的当务之急是绘制太平洋中西部的气象图：这个任务要求来自亚洲大陆气象站的气象资料。当肖勃和梅乐斯在华盛顿某旅馆的一次鸡尾酒会上首次讨论成立中美合作所问题时，这两人考虑了以美国人向国民党交换通讯情报来换取在中国建立气象站的合作，地点包括中国北部和西部在内，那里最适于观察到西伯利亚和戈壁滩的气象模式。那次初步会面之后，梅乐斯征求了上司们的意见，并获得了他们对这个起初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计划的赞同。但肖勃却在其中预见到了更远大的机遇，于是他通知了重庆的军统。在重庆，在蒋介石批准了戴笠与美国人建立关系后，在美国使馆武官们和军事统计局的一组中国官员们之间，才举行了一系列更加正式和高层次的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