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正如后来上海市政警察别动队所说，在蓝衣社存在的七年里，人们对其细节知之甚少，原因是那些宣誓入社的人“禁止向外人承认是蓝衣社的成员或透露其秘密，否则将处以死刑，这也是惟一的惩罚手段”。无须说，蒋介石对蓝衣社的存在从未公开承认过。
刘健群，在一向宣称是他提议创办力行社的同时，在正式场合则必须向媒介说没有成立过这么个组织。当他被《北平晨报》的记者问到蓝衣社是否已经成立时，刘回答说：
为了达到立刻铲除封建影响、消灭赤匪和抵御外侮的目标，除了国民党中央总部和其他政治机构的工作必须以正式的方式来进行以外，蓝衣社的成员们得在各省、县和城市秘密地开展他们的活动。
1931年秋，我曾建议以促进对三民主义原则的普遍尊重为唯一目的来改组国民党。蓝衣社的成立与国民党紧密关联。现在蓝衣社将有它自己超越国民党以外的教义。我们从它最初的名称可以立刻理解这个组织的宗旨——蓝衣社，而非蓝衣党。我的这个计划只是对国民党的一个建议。我实际上并没有参加任何有关这类的运动。有关这个组织的活动，我无法回答任何问题。
尽管蓝衣分子应该去“发动群众运动”，但他们奉命为“秘密特工”的职责做准备，而且永远不能向他人透露他们是国民党的人。
类似这样的训练行动，在日本人的眼中无疑是可恶的蓝衣社卷入他们殖民地事务的又一个例子。其实，它们属于戴笠的特务部负责的地下情报活动，所以力行社与特务处之间并不总是界限分明的。
神秘的力行社与复兴社及蓝衣社之间的关系，由于其他卫星成员而强化。他们中间有许多是黄埔校友中的年轻一代，他们知道，这些组织中起码有一些是在1932年3月1日左右，由蒋的一群在宣传、军训和情报部门里地位显赫的亲信建立起来的。他们知道有一个力行社，认为这个组织是建立在三个原则基础上：蒋介石为其长期的最高领袖；黄埔毕业生为其骨干；它的成员必须遵循三民主义原则，运用共产党的组织技术，并培养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与此同时，据刘健群说，惟一为人所知的是蓝衣社成员的身份是绝对保密的：
他们认为，建立和组织力行社的实际责任交给了创始者当中的五个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和康泽。他们意识到，这个组织完全围绕着包括这五人在内、共55人左右的“核心组”转。其中包括桂永清、袁守谦、邓文仪、萧赞育、易德明、李一民、蒋忍坚和戴笠。他们听说力行社里有些人每周在蒋介石位于明瓦廊的官邸开会，听“校长”讲授“力行哲学”，并研究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组织。
在力行社创始人干国勋的帮助下，赵和康两人起草了一个附有表格和预算的计划，以在全国培训童子军军官。在蒋介石批准了这份计划之后，有160名学生被招来接受干部培训。其中三分之一是军校生，其余是已经在各省当童子军军官的人。六个月的培训目的是培养军官和教员们“为加强和扩大组织，增进智力和体力能力，提高觉悟，坚定爱国和革命的意志，并向这些青年们提供一些军事知识，而改革中国童子军”。与此同时，力行社又建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做“力进社”，它负有向童子军渗透的具体任务。到了1933年4月，力进社的成员达300人，所有的人都是新中国童子军在各省市的干部。
1933年1月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这个记者得出结论说：“从刘先生的话来看，我们仍旧无法确定这个社是否存在。”但可以确定的是，新闻界、外国情报机构以及警方从此以后便开始把复兴社（包括在其背后的力行社）的活动与他们中间的右翼或法西斯蓝衣分子的活动视为一体。比如说，在1933年4月成立的中国童子军的背后是谁？自1917年以来中国就有童子军运动，那时经亨颐成立的中国童子军参加了战后的世界童子军大会。但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童子军搀入了许多军国主义的成分，而且与1932年7月成立的国民军事教育组关系密切。军校毕业、当了该教育组组长的赵范生，以及任国民军事教育组教务部门头头的杨克敬，都曾经在全国童子军总部里担任过部门的头目。
力行社其他新近成立的“卫星”组织，是为了控制中国的非汉人的活动，他们包括在国外参与爱国运动的成员。这些活动由民族运动委员会协调。该委员会是由力行社创办者们于1932年4月，为援助“少数民族独立运动”而成立的。这个民族运动委员会曾秘密地援助黄埔第四期班的朝鲜毕业生陈国斌领导的朝鲜义烈团。这个组织与金九的朝鲜独立党是两回事，它在胡汉民被软禁的矛山深处的一个庙里组织了绝密的“朝鲜革命训练班。”每一期约有100来个学生入学，学期为六个月到一年，他们受纵队里原籍朝鲜的军官和教员们领导。后来，到了1936年，这个部门由康泽领导，并经过武昌转移到了重庆。训练班主任陈国斌，在1945年后希望美国能够支持他的朝鲜义烈团，但他与李承晚不和，而最终在美国人那里失宠，随后便销声匿迹了。
在日本人确信了这个组织的存在之后，它和蓝衣社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这一方面来自于刘健群的新闻发布会，另一方面是傅胜蓝的文字。傅出版了一本叫做《蓝衣社内幕》的书，他在其中讲到蓝衣社是一个秘密特务组织。傅是共产党员，他被康泽说服后于1933年加入了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后来他转而效忠于汪精卫的伪政府，抗战时他以合作分子的立场当了杭州市长。他关于蓝衣社的书被日本在上海的军事警察用来做教材，训练替他们秘密服务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