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国的间谍大师”的文章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报人员在活动,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福摩萨、暹罗、马来半岛、南太平洋群岛、锡兰、缅甸和印度。
另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于是这位美国人冒昧地建议他们去搜索所有顾客的行李。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客栈主人的“老板”要他干的吗?后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
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国军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戴笠先生(将军)也许比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实际上这个局是中国的特务机构,并且据可靠情报,它拥有20,000以上的男女成员。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击共产党活动。不过所有的间谍和情报工作都是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许多活动与军事行动委员会情报科有重复,而该科的副科长与这个局有直接的联系。该局还控制着上海和国统区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国特务。戴笠是蒋介石原黄埔军校的军官之一,他通常被称为“将军”,但是据说他并没有正式的军衔。消息灵通人士说,在今天的中国,除总司令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权力。他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能与蒋介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见面的人物。
1943年美国武官这么形容军统(MSB):
像所有的警察头目一样,戴笠的威慑力来自于人们相信他的人无所不在。在中国和外国均有人认为:“众所周知,军统是中国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间谍网来,它在特工人员的数量上要更加庞大,在地理覆盖面积上要更加辽阔。”1946年,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估计戴笠有18万便衣特工——其中4万人全天候地为他工作。这些着特别制服和军队制服的特工人员包括:7万武装游击队,两万别动军,以及美国海军认为具有15291名士兵的“忠义救国军”和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人的有组织的海盗。这些加起来总数有325万的实际或潜在的人员在为这个秘密警察的头子效力。
当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并不足以使戴笠赢得他所得意的普遍恐惧。他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眼里的形象部分出于他残酷的名声。美国观察家认为:“许多中国人悄悄传说他用火车头内燃炉烧烤的方法来惩罚叛徒,而且他操纵了关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营。”有些中国人,如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他们对戴笠“作为一个聪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时对他“笑里藏奸”感到震惊。尽管在他的组织里他偶尔会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出现,但据说万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纪律,他便残酷无情。戴笠的批评者们因此向外国人指控戴笠应对许多文科教授和其他进步人士的监禁负责,同时把他形容为“中国的法西斯分子”。
到了战争的后期,戴笠的特务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战略上都可以说无处不在。他们在马尼拉有城墙环绕的区域里发送气象预报,一直到麦克阿瑟登陆。他们在南京、汉口及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城市内组建警察部队。日本人发现这些警察愿意合作,便让他们照常管理,却不知所有中国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他们在日本空军内有一个单独的傀儡飞行队,接受秘密命令,将日军的轰炸机于9月15日转交给戴笠在西安城内的组织。而且在整个战争时期,在日本本土的东京皇宫里就有戴笠的特务。
所以,很难将戴笠作为中国最强大的秘密警察之一的头子所具有的个人影响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开。在众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独裁的阴暗面;如沈醉所说,他是总司令的一把利剑,而在百姓的眼中则是蒋的刽子手。事实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独立性来自于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慑力,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威慑力几乎全来自于他与蒋的接近——加上他那些众所周知、无所不在的耳目与爪牙。
美国的读者——公开的与秘密的——对有关戴笠无所不及的特务网络的例子十分着迷。据报告,一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边的住宅时,发现他的翻译正在与两位身着深色长衫的陌生人说话,那两人一见他进来便离开了。这翻译浑身吓得发抖地告诉他这两人差点儿杀了他,因为他回到上尉的房间时正见他们在翻上尉的东西。他乞求上尉保护他。当上尉责怪他莫名其妙时,他又开始发抖,并说:“不,这不是莫名其妙。他们是老板的人。”这位军官回忆说:“于是我一夜没睡,整晚在膝盖上架着把该死的冲锋枪,因为那两个来访者是‘老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