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当夸大共产党人的本领，而完全贬低秘密警察不时获得的毁灭性的成功，尽管我们的主要数据源之一——“变节”的沈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改造后出版的文字使我们得出这个印象。
军统上海站的这一失败，不断地刺激着戴笠。一次他在召集上海站区长、书记和组长在四马路的杏花楼吃晚饭时发脾气说：“这样搞下去，我们工作要垮台。你们怎么连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都打不进去？”
沈醉痊愈后，当年冬天又携带两名特工去曹家渡逮捕一名有共产党嫌疑的作家。因为嫌疑分子是个文人，似乎不显得有什么威胁，所以当他们在房东的协助下进入他的房间时，大家都非常放松。这位作家请他们允许他穿上衣服，快要离开时，他突然拿起一顶帽子从里面掏出一个手雷，然后拔掉上面的保险栓。这时谁也不敢掏枪。而这位作家同时向门口靠近并突然关上了灯。接着是砰的一声。特工们都肯定是他扔下了手雷，便趴下躲避，但并不见爆炸。当他们打开电灯时才发现，这个作家已经不见了，而他们却被锁在房里。等沈醉和他的特工们终于破门而出时，附近的工厂正是换班之时，人群中根本无法再找到这人了。
沈醉本人在一次逮捕共产党人的事件中开始认识到与共产党地下党斗争的危险。那是在193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带领十几个特务去江湾地区逮捕一组在那里召开秘密会议的共产党人。他们在接近开会地点时被发现了。这组共产党员立刻分散开来，只剩一个人用枪在后面抵挡这些秘密警察。一阵枪战后，沈醉的胸部被这个共产党员射中。虽然枪伤得到痊愈，但沈醉从此终身带着这个伤疤。
但一般说来，上海站的特工越跟共产党地下特工打交道，就越怕接近或逮捕他们。这些特工的谨慎是有道理的。曾经是共产党员的特工们有时会发现，当他们企图与以前认识的共产党人结交的时候，他们有被当做叛徒挨打或被杀的危险。上海站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有一次在浦东工厂区碰到两个以前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为了说服他们跟他一起加入特务处，王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僻静处，想劝说他们，结果被他们用自己的枪打得半死，直到巡逻的警察来到把那两人吓走为止。从此以后，王克全像其他许多“叛徒”一样，为保全自己再也不敢与以前认识的共产党员接触了。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反间谍的成功无意中调节了共产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从而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打下了基础。这是因为，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切断了共产国际上海局与莫斯科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之间的电信通讯，“（中共）中央委员会完全孤立于外部世界，这对党在今后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当这孤立持续到1936年决定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展战略战术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它甚至体现出了更加巨大的意义。”尽管王明在向代表大会阐述中国必须结束内战，而毛则得以自行其是，积聚力量，形成了一个新的乡村战略，最终使他战胜了蒋介石和蒋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追随者们。
戴笠的指责显然反映了蒋介石的牢骚，尽管国民党秘密警察非常成功地迫使某些共产党关键人物变节。后来这两人也都不会忘记：到了193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从法租界全部转移到了江西的崇山峻岭，而上海站对此却一无所知。这是一个情报工作上的巨大失败，即使后来他们对涉嫌国民党政权敌人的绑架和暗杀风潮都无法予以弥补。
比如，1933年5月国民党秘密特工侦收到一份关于诗人兼儿童故事作家应修人（他在苏联呆了几年，回中国后一直在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秘密约会的情报。当这位左联成员作家为一个秘密使命到昆山附近的一个楼房时，那里武装警察正在等他出现。在紧接着发生的搏斗中，他被从窗户里抛出去摔死。应修人是上海左翼文化界第七个被秘密警察非法杀害的人士。
对上海站的人员来说，扣押散发反日宣传品的“进步”学生或突袭出售亲苏文学刊物的书店，要比侦捕一个知名的共产党人安全得多。根据沈醉一方面的叙述，1932——1935年他在上海站通讯组的几年里，30多个“直属通讯员”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干部，而且一共也只有两个人不过是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沈醉说，他在上海的6年中不知道有任何渗透到共产党组织成功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