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过美国训练的人员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涡孟的信中，余经常埋怨他的教官同事们，甚至包括酆在内，对全盘接受他的革新犹豫不决。但酆裕坤同意协助余为浙江警校起草一个新的教学计划，并将经济、心理、防止犯罪、城市政府、无线电、警犭等课程加入了常规教育中，扩充了由“蒋委员长发起的”新生活课程。余和酆还按照柏克莱警训项目设计了一年级教学提纲，其中必修课包括打靶、游泳、自卫（柔道）和军事科学。
和涡孟在柏克莱的模式一样，浙江警校本身与地方警察力量密切联系。当时在杭州的警察署有2000来名警察，他们被分成8个分所，每年有100万元的经费。1934年9月1日以后，警校校长赵龙文同时担任了杭州公安局局长，余和酆，加上另一个从柏林警校毕业的学生被任命为他的机要顾问在赵领导的“设计委员会”的建议下，设立了军校生制度，让警校的学生熟悉杭州警察署的职责范围。到了1935年1月，余秀豪已经按涡孟在柏克莱创造的巡警模式建立起了一个巡逻制度。杭州警察署的正式成员强烈地抵制新制度，但在酆裕坤的支持下，余成功地于1935年4月1日在西湖一带开始实施巡警制，于是在两个月之内，犯罪率下降了50%。
浙江警察学校坐落在上杭江十来亩的“大片土地”上，那里可以容纳500多个学生。据余秀豪形容，入学的350个男女学生都是高中毕业生，年龄在20-30岁之间。他们全都享有良好的条件，除食宿之外，每月还有15元的津贴，并装备有“步枪、左轮手枪、机关枪、自行车、马匹和汽车”。学校的特征无疑是军事化的。学生在早晨的军号声中起床，升国旗，由军事教官带领进行操练，由“从中央政府来的人”作为“指导员”教授“政治训练”课程。
第二年学生可以从四个系中挑选一门作专业：管理、刑事侦查、外事和妇女警训。余是管理系的主任，该系的课程包括学习英国、欧洲大陆和日本的警察制度、警察人事、防止交通事故、数据统计和警察记录、无线电通讯和警察力量分布。刑事侦查专业设有法医化学、摄影、罪犯鉴定、警犭、密码术和警察记录。其他两门专业远远没有它们发达，尽管外事专业课程中列有欧洲历史、世界外交、无线电和心理学。
到了1934年秋天，浙江警察学校已经非常著名，并正在成为全国的楷模。9月里，教员们得知南京的全国警察学院和中央军事学校合并成一个单位，浙江警校就成了“本领域中惟一的一个全国机构”，于是招生便在全国进行，其中有些学生是来自地方警察机构的警官，经过余从柏克莱学来的包括“军队智力测验”在内的身体和心理测试。
从余的角度看，他们在浙江警察学校的领导地位给了涡孟的学生们一个黄金机会，他们看到“柏克莱的制度和精神被传播到了中国”。他告诉涡孟：“我们的学校本来只受日本和奥地利影响，因为学生们只被派到上述的两个国家去过。现在，你可以说输入了新鲜血液。也就是美国模式，更具体地说，是柏克莱的模式。”他还请涡孟告诉他“在著名的〔柏克莱〕研讨会上”结识的其他朋友们，他准备通过翻译关于罪犯调查和秘密特工方面的最新出版物，引进警犭的使用，建立现代警察实验室和进口新发明的测谎机，“使整个中国警察管理现代化”。
浙江省警官学校成立于1928年9月12日，是抗战前与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齐名的警察教育机构。国民政府1927年8月25日定都南京后，在民国政坛刚刚崭露头角的朱家骅出任浙江民政厅长。朱家骅为实现其政治抱负，在浙江政坛大刀阔斧除旧用新，悉力经营其“新政”。对作为统治工具的警察系统，朱家骅特别重视。朱家骅认为推行政务，自己没有一支得力的警察队伍，其政治措施难保不受掣肘，而浙省民团强悍，警政薄弱，尤其是警政干部，“少有警政学校出身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家骅首先在外省招考警政干部，但在北平招考的结果并不理想，于是朱家骅决定自己动手培养训练警政人才。1928年2月，经浙江省政府议决，在杭州筹办浙江省警官学校。是年9月12日，浙江省警官学校以杭州上仓桥陆军第六师营舍（旧总制行台）为校址，正式成立并开学。第一期招收正科生二百余名，定期二年毕业。朱家骅兼任学校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