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是被日本和德国村庄的整洁和具有科学性的精确所震撼，蒋介石似乎把刷牙和公共卫生与法西斯在三十年代中期所体现的集体权力机器及民众意志相提并论。而且，中国人显然无疑地将他们眼中的德国人突出的军事素质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觉得那是一个对自己不太具有威胁的民族，因为德国在前一次世界大战中丢失了他们在中国享有的治外领地。
据其发起人之一所说，这种民间军事训练是一场“带有革命性的社会改革”，意在使中国进入“科学的群众时代”。正如1934年5月5日宪法草案在次年成立了一个总务处来选举国大代表那样，正如1935和1936年的初选那样，这个军训运动意在遵循孙中山的“全国重组计划”第24条的呼吁：在1937年后把权力归还人民。一言以蔽之，军训运动的目的在于成为孙中山所预见的中华民国政治监督制度总体演变的一部分，但它在1937年7月由于日本人的入侵而中断了。
就这样，蒋介石把他对法西斯军事纪律的观点融进了有关社会阶层和家族世系牢固的新孔学中。无疑，这份沿袭来的智慧透露出他在富裕农家小康环境下成长的痕迹，那种家庭往往受一位自以为是的母亲的控制，她坚信孩子们必须用对长辈毕恭毕敬的态度来对待打扫农舍。于是，带有中国色彩的法西斯军事化便成了用孔学教育中国人民的另一种方法。
这也被认为是在中央政治统治下的另一种团结民众的方法。力行社的国民军训运动原意在于把小农社会的一盘散沙汇聚起来，以教育人民为保卫自己、反共和抗日而如何“集汇”和“结社”。为此，在训练总监部的助理下成立了国民军训教育处。它的任务是在行政院领导下，在所有的省市建立地方国民军训会。
中国人怕死。作为个人他们很聪明，但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愿牺牲自己。是一个没有集体精神的人民……中国非常浪漫。纪律被抛弃了，法律和秩序容忍蛮人，而所有礼貌和荣誉的高尚德性全都丢失了……自由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区别含糊不清，而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人实际上只是自我利益寻求者，人欲横流，礼貌不复存在而荣誉也成为未知……中国人虚荣心非常强烈。这种虚荣并非产生于今天，而是源于我们的祖先……他们只图高官厚禄。此外，最大的毛病是虚假和欺骗……中国人作为缺乏个性的现代人，尤为无礼而不知纯洁。到处是肮脏和污垢到了极点……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一种对国家有害的心态……一切都很肮脏。
蒋酷爱整洁，看到自己所指挥的农民军队绑腿系不紧，裤子没扣好，时常为他们的邋遢作风感到沮丧，这种将风度和道德混淆一体的冒牌法西斯主义搀杂着过于强调细节的气氛。在江西召开的第二届蓝衣社大会上，蒋做了冗长而语调严峻、在文化上自暴自弃的讲话，宣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