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出版社拿了行李去宾馆，在宾馆没待几分钟就去大学了。天气酷热难耐，到了大学，我看到到处贴满了标语，还有很多红旗，众多参加斗争的人们，还有一些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纲领，到处都是大声说话、谈笑和鸣笛的声音，有一种令人焦虑不安的气氛。我在那里转了一圈，想找到任何一个和我相关的东西。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黑头发的男生撞了我，他跑过来，匆匆忙忙地撞到了我，打了一个趔趄，等他回过神来，马上就跑开了，就好像有人在追他一样，但他身后没有人。我记得，有一阵阵很清晰的喇叭声，刺破了让人窒息的空气。我记得有一个金发姑娘，身材很娇小，她拉着一个很粗的铁链子，声音很响，她大声对一个人喊“我来了！”，一边催促着。我记得这些，是因为我在等着有人认出我、走近我，我拿出了笔记本，摆出一副作家的样子，把看到的情景都记了下来。但过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人来。这时候，我留心地看着那些贴在墙上的纸张和通告，想找到我的名字，或者那部小说的名字，但没有找到。我开始变得有些焦躁，我放弃了询问学生，我不好意思提到我的小说，因为四处墙上都贴满了标语，上面提到的问题要比我的小说重要。我发现自己怀着两种全然不同的情感：我非常喜欢那些高调的男生女生，喜欢他们肆无忌惮的声音和举动；另一面则是我从小就有的对混乱的恐惧，当时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混乱可能会席卷我，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无法对抗的权威人物——校工、教授、校长或者警察，会当场把我揪住——我总是那么听话，结果受到了惩罚。
到了米兰，我让他在距出版社没几步远的地方把我放下车，我告别了这位陪同我的人。因为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我有一点晕乎。在路上，我想尽量摆脱和塔兰塔诺的身体接触带来的不适，但我还是有一种被玷污的感觉，类似于我们城区里的那种污秽。在出版社里，我受到了热烈欢迎，不是几个月前的客气，而是一种愉快和得意的祝贺，好像在说：我们多明智啊，我们料到了你很棒。甚至是接线员也出来向我祝贺，她从电话间里出来拥抱了我，她是唯一真正为我感到高兴的人。那个吹毛求疵的编辑，就是负责修订我的书的人，也第一次请我吃饭。
但我又想搞清楚状况，我觉得，他们在讨论纲领的问题。当时的情景是：有人在叫喊，有人沉默不语，有人开玩笑，有人大笑，有人像战场上的传令兵一样，快速地走来走去，有人对什么事情都不关注，还有人在学习——没人会觉得，他们可能达成一致。这时候，我已经习惯了那种喧闹和气味，我希望马丽娅罗莎也在里面。那里有好多人，男性居多，帅的、丑的、优雅的、不修边幅的、暴力的、惊恐的还有有趣的。我带着好奇，看着那些女生，我觉得我是唯一一个单独出现在那儿的女人。有些女生——比如说我跟着她们来到这里的那几位，她们挨得很近，在拥挤的教室里分发传单，她们一起叫喊，一起欢笑，她们之间保持几米远的距离，都很小心，以免走散。她们有可能是老朋友，也可能是临时认识的，她们组成一个团体，也许是为了获得进入这间混乱的教室的勇气。她们受到这种斗争场面的吸引，决定面对挑战，但条件是彼此不分开，就好像她们在安全的地方已经事先说好了，假如一个人离开，其他人也会跟着离开。其他女生则要么和女同学在一起，要么和男朋友在一起——她们夹杂在男生的群体里，会做出一些很私密的动作，表现得很豪放，她们愉快地跨越了安全线，但我觉得她们是最幸福、最自豪，也是最前卫的。
几个派别在进行激烈的辩论，无论是挤在教室里的人，还是聚集在讲台边的几撮人，他们都很激动。我站在门边，随时准备离开，其实我已经想离开了，因为整个教室乌烟瘴气、群情激愤。
我感到自己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我出现在那里，假如要沉浸在那些烟雾、气味之中，要融入其中，我也应该大喊几句，但这里的气味，让我想起了安东尼奥身上发出的味道，还有当我们在池塘边耳鬓厮磨时他的呼吸。我真是太可怜了，一心一意地追求学业，基本上没怎么去过电影院，从来都没有买过碟片，我从来都没有成为某些歌手的追随者，没收集过歌手签名，我从来都没去听过音乐会，我从来都没有喝醉过，我少数的性经验也是偷偷摸摸地，在不安中、在担惊受怕中进行的。但这些女生呢，她们的状态都差不多，她们应该活得很潇洒，面对这种彻底的改变，她们要比我更加有准备，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和她们一样。也许，她们觉得出现在那里，出现在那种氛围里，不是一件出格的事情，而是一种正确、迫切的选择。我现在有一点儿钱了，我不知道还会赚到多少钱，我想，我可以弥补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哦，或者不行，我太学究了，太无知了，太有控制力了，太习惯于冷静地生活，存储那些思想和数据，我太接近于婚姻和最后的归宿了，总之我太愚钝了，我把自己安置在已经日薄西山的秩序里。想到最后一点，我有些害怕。我想，我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这里每个动作，每句话，都是对我付出的努力的嘲弄，但我没走，而是挤进了拥挤的教室。
当我们坐在一个距离出版社没几步远、空荡荡的小餐厅里，他就开始跟我说，我的文字里有一种迷人的东西。在我们吃饭的间隙，他建议我不要躺在功劳簿上，我应该开始着手准备下一本小说。之后他又提醒我，那天三点我要去一趟米兰国立大学，我在那儿有一个读者见面会。这个见面会和马丽娅罗莎没什么关系，这次出版社通过自己的途径组织了一批学生。我问他我到了那里之后该找谁。那个和我一起吃饭的权威编辑用自豪的语气说：“我儿子会在学校门口等您。”
第二天吃早饭时，还有坐车去米兰的一路上，他都在很动情地说着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一段时光——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一种非常真切的忧伤，但当他提到现在的革命气氛时，那种忧伤消失了，变得充满热情，我觉得这种热情也是真诚的。这种激情，他说，正在席卷年轻人，还有老人。我一直在点头，打动我的是他的劲头，他想让我觉得，在我面前，他过去的激情又回来了，我对他有些同情。后来，他提到了他的个人经历，我很快推算了一下，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五十八岁。
一个很漂亮的女生马上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脸上的线条很优美，黑色的长发披在肩上。她肯定要比我年轻，看到她之后，我没办法把目光移开。她站在一群看起来充满斗志的年轻人中间，一个大约三十岁的男人，就像保镖一样，紧贴着站在她身后，那个男人抽着一根雪茄。让她与众不同的，除了美貌之外，是她怀里还抱着一个没几个月大的婴儿，她正在给孩子喂奶，同时还关注着事情的进展，时不时会叫喊几句。那个小孩穿着天蓝色的衣服，小腿和小脚都露在外面，他的嘴离开了奶头，但他妈妈没把乳房收起来，她的白衬衣扣子解开着，胸部鼓胀，她皱着眉，嘴半闭着。当她意识到儿子不再吃奶，就又机械地把奶头给他。
在这个吵吵嚷嚷的教室里，到处都乌烟瘴气的，这个孩子让我觉得很不安，而那个女生看起来不像一个正常的母亲。她外表很秀丽，虽然比我还小，却要承担起抚养儿子的责任。看起来她好像在抗拒自己的身份，她和那种全身心照料自己孩子的年轻女人没有任何共同点。她一边在叫喊，一边在做手势，有时候会发言，有时候生气地笑着，用鄙视的动作指着某个人。然而，儿子是她的一部分，他在找乳房，有时候会叼不住乳头。他们一起形成了一组晃动的影像，好像一幅画在玻璃上的画，而玻璃随时都可能破裂——那孩子也许会从她怀里掉下去，一个不小心的动作，手肘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会碰到他的头。后来，马丽娅罗莎出现在这女孩的身旁，我很高兴。我想，她终于出现了。她真是活跃，脸上熠熠生辉，她真友好，她跟那个年轻母亲非常亲密。我摇了摇手，但她没看到我，她在那个女生耳边说了些什么，然后就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她出现在围着讲台的那堆人中间。这时候，从侧门闯进来一群人，教室里的人稍稍平息了一些。马丽娅罗莎做了一个手势，得到了大家的回应，她抓住麦克风，简短地说了几句，整个拥挤的教室安静下来了。这时候，有几秒的时间，我觉得在米兰，在那段紧张的日子里，我自己的不安，好像有一种力量让我脑子里的阴影全部消失了。在那几天里，我有多少次想到过我早期的政治教育？马丽娅罗莎把麦克风给了她旁边一个年轻人，我马上就认出了那个人——弗朗科·马里，我在比萨最初那几年的男朋友。
我不想把这当回事儿，在一群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学生面前讲那老一套，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回宾馆，我要享受我作为成功女作家的生活——旅行，经常在餐馆里吃饭，在宾馆里睡觉。但这时候，有五六个姑娘急急忙忙从我前面经过，她们都拎着包，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她们向前走去，走进吵吵嚷嚷的人群，走进号角声里。走着走着，我走到一间挤满人的教室前面，正好在这时候，教室里传出了一阵愤怒的喊叫。那几个姑娘进去了，我也跟着她们小心翼翼地进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