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莉拉很不自在地摇了摇头，她对娜迪雅重复说：“我有孩子。”她用手把詹纳罗指给娜迪雅看，并对詹纳罗说：“你向这位小姐问个好，告诉她，你会读书写字，你让她听听，你说话说得多好。”詹纳罗抱着莉拉的脖子，挡着了她的脸，娜迪雅在点头微笑，但莉拉并没有看到。她对娜迪雅说：“我有孩子，我每天工作八个小时，还不算加班的时间，像我这种处境的人，每天一下班就想着睡觉。”最后她有些精疲力竭，她觉得她在外人面前过于暴露自己了。是的，这些都是好人，他们虽然非常了解那些抽象的东西，但可能对具体的情况并不了解。我知道——莉拉脑子里这样想着，但并没有说出来——我知道，过着富裕的生活，充满了好的意愿是怎么回事儿，而你都没法想象真正的贫穷是什么样子的。
那场由帕斯卡莱组织的会议，更加让人不安，他简直太积极了。莉拉去参加了，因为帕斯卡莱很在意她去，另外她也觉得，帕斯卡莱那么渴望深入探讨工人的处境，这是一件好事儿。那次会议是在那不勒斯的法院路举行的，那天晚上，他们是坐着帕斯卡莱的车子去的。他们后来爬上了一些虽然破旧，但是依然很壮观的台阶。那个地方很大，但出席的人很少。莉拉发现，她一眼就能把学生和工人区分开来，她还看到领导们很从容，普通群众结结巴巴。有一件事情让她很不愉快，她觉得那些学生很虚伪，他们做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说着卖弄学问的话，但翻来覆去都是这些话：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向你们学习。他们想说的是向工人学习，但实际上，他们炫耀自己拥有的关于资本、剥削、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还有阶级斗争的知识，可以说思想过于清晰。再加上她发现，在场的少数几个姑娘，通常都沉默不语，但这时候，她们在恩佐和帕斯卡莱面前都搔首弄姿，尤其是在帕斯卡莱面前，因为他要更健谈一点儿，女孩子对他都很热情。他虽然是个工人，但他选择把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体验，带到一个革命性的大会上。那些学生之间总是你争我吵，但当他和恩佐发言时，他们都在一个劲儿点头。恩佐像往常一样话少而精，但帕斯卡莱一直在说，用一种夹杂着方言的意大利语，讲到了他在郊区政治工作的进程，然后责问学生都干了什么，批评他们的工作不够积极。最后，帕斯卡莱忽然间就提到了莉拉，他提到了她的姓名，说她是一位共产党员，在一家小食品工厂里工作，他说了很多她的好话。
“你是怎么工作的，你们俩是怎么工作的？”
来到街上，她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更强烈了。他们走向汽车时，她感到帕斯卡莱和恩佐都有些闷闷不乐，她感到自己的发言伤到他们了。帕斯卡莱很轻柔地拉着她的一只胳膊，那是他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举动，他是想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他问：
过了一会儿，她又回到了大厅里，她决定说出自己的体验，而不是表现得自己无足轻重。现在是一个鬈发小伙子在谈论意大利冶金业和按劳计酬的问题，他说得很详尽。莉拉等他说完，她无视恩佐不安的眼神，要求发言。她谈了很久，是用标准的意大利语说的，这时候詹纳罗一直在她怀里折腾。她开始说得很慢，最后声音越来越大，在周围的寂静中，也许她的声音太大了。她开玩笑说，自己一点儿也不了解什么是工人阶级，只认识她工作的地方的男女工人，她说在这些人身上，除了贫穷，绝对没有任何值得学习的地方。你们能想象吗？她问，每天八个小时，水一直漫到皮带那里，浸泡在煮大肉香肠的水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在去骨头时，手上全是伤口，你们能想象吗？在零下二十度的温度中进出冰库，每小时多挣十里拉——十里拉——作为冻伤补贴，你们可以想象吗？假如你们可以想象，从这些被迫这样生活的人身上，你们觉得能学到什么东西？那些女工被工头或者其他同事摸屁股，她们也不敢吭气。假如老板的儿子有需求，你就得跟他去储藏室，这是他父亲，或者是爷爷已经开始干的，就是在上你之前，老板的儿子还会跟你发表一段激昂的演说，说香肠的味道让他有多兴奋。在工厂里，男人和女人都会被搜身，在出口的地方有个“探测器”，假如是红灯而不是绿灯亮了，意思是你身上有香肠或者肥肉肠。这个“探测器”是门卫控制的，他是老板的心腹，有时候红灯亮了，并不是因为有人偷东西，而是因为有一个漂亮腼腆的姑娘经过，门卫想骚扰一下她。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的情况，工会的人从来没能进到里面，这些工人只是一些可怜人，在老板的挟持和压迫之下卖命，老板的法律就是：我付钱给你，因此我拥有你，我拥有你的生命、你的家庭和围绕着你的一切，假如你不按照我说的做，我就会毁掉你。
“去他妈的！”她说，“你们，还有其他人。”
他们上了车，到圣约翰·特杜奇奥，一路上也只是泛泛说了几句。帕斯卡莱的车把他们放在楼下，帕斯卡莱很严肃地对莉拉说：没什么可说的，你还是最出色的。然后，他开车回城区去了。恩佐怀里抱着睡着的孩子，脸色阴沉地嘟囔了一句：
他们都累了，莉拉决定让他平静下来，就对他说：
“你还来吗？”
“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
刚开始，没有人吭气。最后其他几个人的发言，一直引用莉拉说的话。最后娜迪雅过来拥抱了她，说了很多恭维的话：你真美！你真棒！你说得真好！她对莉拉表示感谢，并很严肃地说：“你让我了解到，我们还有多少工作要做。”尽管娜迪雅的调子很高，语气很庄重，但莉拉觉得，她还是多年之前见到的那个小女孩，那个和尼诺在一起的女孩，甚至比当时还幼稚。她和萨拉托雷的儿子当时在做什么呢？他们跳舞，聊天，相互磨蹭，接吻吗？她无法想象。当然，娜迪雅当时很漂亮，让人过目难忘。现在她的样子，好像要比当时还要清纯，那么单纯、脆弱，那么能为别人的痛苦着想，好像能够切身感受到工人的痛苦，这种感同身受，似乎令她无法承受。
这种身体接触让她很烦，她甩开了他的手，反问了一句：
刚开始，她担心娜迪雅认出她来，但这个姑娘在说话时，一直都看着她，并没有认出她来的意思。再说，她怎么可能认出莉拉呢？谁知道她参加过多少次有钱人的聚会，她脑子里面一定全是人。但在几年前，莉拉只有唯一的那一次机会，那场聚会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清楚地记得：那所房子位于维托利奥·埃马努埃莱大街上，她看到了尼诺，还有那些出身良好家庭的年轻人，那些书籍、绘画，还有她感受到的痛苦，以及那时她糟糕的处境。娜迪雅还在说话，但莉拉实在受不了了，就站起身来，和詹纳罗出去了。她内心有一种痛楚，这让她胃里在翻滚，但找不到具体的宣泄办法。
“你要继续来参加活动，我们需要你。”
“你为什么从来都没对我说过？有人在厂里碰你了吗？”
“我有孩子呢。”
那个阶段发生了两件事情，对于莉拉来说尤其重要。有一次，帕斯卡莱坚持要她来听一个意大利共产党的要人的报告。莉拉接受了邀请，她很好奇，但她没怎么听那人的报告——基本讲的是党和工人阶级的事儿——因为这位女党员迟到了，等她终于到了，那场会议开始了，詹纳罗吵闹不已，她不得不哄孩子，她一会儿来到街上和他玩儿，一会儿把他带进去，进进出出好几次。但她偶然听的那几句，就足以让她明白，这个女人和她的听众——那些工人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是多么不同。因此，当她意识到帕斯卡莱、恩佐还有其他几个人对于这个做报告的人很不满意，她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他们应该对这个有文化的女士感到感激，因为她来到这里，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儿。随后，帕斯卡莱也发言了，但言辞充满挑衅，那个女同志非常气愤，她用颤抖的声音说：“够了，现在我要走了。”莉拉喜欢这个女党员的反应，觉得她做得对，但像往常一样，她内心有各种混乱的情感。这时候，恩佐支持帕斯卡莱，他叫喊道：“同志，如果没有我们的话，就不会有你，因此你还是乖乖待着，我们让你走，你再走。”这时，莉拉忽然改变了态度，她觉得自己是充满暴力的“我们”中的一员，那女人是活该。她怒气冲冲地带着孩子回到家里，那个晚上都是被孩子毁了。
莉拉的眉头皱了起来，她眯着眼睛，她不喜欢所有人都像看珍稀动物那样看着自己。帕斯卡莱说完之后，这时候有一个女孩发言——这是在场少有的几个女性中第一个发言的人，这让莉拉更加厌烦：首先因为她说话就像在念书；其次是，她好几次提到莉拉，称她为赛鲁罗同志；第三个原因是她认识这个女孩，她是娜迪雅——加利亚尼老师的女儿，尼诺当年的小女朋友，在伊斯基亚时给尼诺写过情书的那个女孩。
莉拉有太多问题要面对：对詹纳罗的愧疚，对恩佐的愧疚感，上班的辛苦，加班，布鲁诺的猥亵，娘家人又开始对她施压。帕斯卡莱的出现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却很烦人，莉拉对他很冷淡，但他从来都不会生气，总是兴高采烈地上门来找他们，有时候会拉着莉拉、詹纳罗还有恩佐一起去吃披萨，有时候会用车子载着他们到阿杰罗拉去，让孩子呼吸新鲜空气。但他最大的目的是想把莉拉拉进自己的组织。他促使莉拉注册了工会，尽管她并不想，但她最后注册了，只是为了让布鲁诺·索卡沃不舒服。他给莉拉带来了各种类型的册子，里面的内容很清楚，也很简要，都是关于薪水的问题、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协商、薪水的构成等等，他知道有些册子，即使他一眼都不会看，但莉拉迟早会读的。他拉着莉拉、恩佐还有孩子去了基亚亚海岸，那里有一场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游行最后演变称了一场斗殴：法西斯分子在挑衅，和警察发生了冲撞，石头乱飞，帕斯卡莱动手打人，莉拉在骂人，恩佐也开始懊悔他们把孩子带到那个乱七八糟的地方。
“你真的在那种条件下工作？”
他们没有回答，他们干活很累，这大家都心知肚明。至少恩佐会亲眼看到，在工厂里，有些女工被辛苦的工作折磨，还要遭受凌辱、承担家务，她们并不比莉拉轻松。然而现在两个男人，都为她的工作处境而阴沉着脸，他们没办法容忍这一点。对这些男人，真需要隐瞒一切。他们更希望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更愿意假装在厂子里的那些老板做的事情，会奇迹般地，不会发生在自己在意的女人身上——这就是他们从小都有的思想——他们应该保护自己的女人，那是即使被杀，也不能逃避的责任。他们的沉默，让莉拉更加气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