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灵，是塔兰塔诺教授陪我去参加读者见面会的，这也是出版社的安排。他是阿黛尔的老朋友了，他很自豪地说，他当时真是有先见之明，发现了这本书的潜力，他非常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听众，和一段时间以前他在米兰用的语气一样。晚上，读者见面会结束时，他表扬了我，说我在短时间内进步很大。然后，他还是用以往那种充满善意的语气问我：“他们说书中的性爱描写是‘下流的章节’，您为什么会欣然接受呢？您为什么自己也这么对公众说呢？”他跟我解释说，首先，我的小说除了沙滩上的那个情节，还有其他更有意思、更加精彩的章节。其次，那些看起来有些大胆的描述，其实很多女孩子在写作中，都会遇到的。最后他总结说，色情，在很多好的文学作品——真正的叙事艺术中都会出现，有时候虽然跨越了界限，但永远不会下流。
我出发了，但不是去巴黎。经过那年风波不断的政治选举之后，吉娜让我到处去推广我的书，从佛罗伦萨开始。我先是受邀到师范学院，邀请我的女教授是艾罗塔家一个朋友的朋友。在充满动荡气息的大学里，我给三十几个男女学生做了一场讲座。首先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很多女生，比我公公在报纸上写的还要糟糕：她们穿衣打扮都很低俗，在表达自己时过于激动、语言混乱，总因为考试的事儿生气，对老师很不满。在那位教授的引导下，我谈论了学生运动，还有法国发生的事情，我很振奋。我炫耀了我学到的东西，我对自己很满意，我觉得自己的表述很清晰，充满自信。那些女生非常欣赏我说话的方式，还有我懂得的很多事情，以及我在陈述世界的那些复杂问题的能力，我说得井井有条。但我很快意识到，我尽量避免提到自己的书，谈到我的书会让我很不自在，我很害怕出现类似在我们城区里我的那种反应，我更喜欢用我的语言综述一下《悦读》或《每月评论》杂志里提到的思想，但我被邀请到那些地方，目的就是为了谈论我的书。有人要求提问，开始的问题都是围绕着书中的女主人公，她为了摆脱出生的环境做出的努力。只有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姑娘，我记得她很高很瘦，说话时经常被一种紧张的笑声打断，她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在这样一部优雅流畅的小说里，会出现“一段色情描写”。
我很尴尬，也许我脸红了，我语无伦次地说了很多社会原因，最后我说，需要坦率地表现人类所有的体验。我强调道，包括那些难以启齿的事，还有那些我们对自己都不愿意说的事。最后的这句话讨得了大家的欢心，我又重新找到了自信。那位邀请我来的教授对我表示赞赏，说她会考虑这个问题，并且会写信给我。
我说我有点儿累了，我搀扶着和我共餐的人站起来——他喝得有点儿多，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肚子很大，一副美食家的样子，一绺绺白发耷拉在耳朵上面，他的耳朵很大，脸红扑扑的，鼻子也很大，嘴唇很薄，眼睛很灵活，他抽烟很凶，手指是黄色的。在电梯里，他想拥抱我，亲吻我，尽管我挣扎着想推开他，他还是不放弃。我接触到他的肚子，还有他满嘴的酒气，那感觉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到那时候为止，我从来都没想到过，一个年老的男人、我未来婆婆的朋友，那么善良、有文化，却会表现出那副样子。我们到了走廊里，他赶忙向我道歉，他说那都是酒的错，他很快进到他的房间里，关上了房门。
晚饭是在一家宾馆的餐厅里，是出版社为我们预订的，我有些尴尬，但还是饶有兴趣地听着塔兰塔诺引用的文学作品。他再次声明，我是一位相当纯洁的女作家，他称呼我为“亲爱的孩子”。他说，亨利·米勒，还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有天分的女作家，她们描写的性事是我现在也无法想象的。我把这些作家的名字都写在了本子上，同时，我心里开始琢磨，这个男人虽然表扬了我，但他一定认为，我并没什么天分；在他眼里，我是一个侥幸获得成功的小姑娘；甚至那些最吸引读者的章节，在他看来也不过如此，只能震撼到那些懂得不多的人，但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会觉得这没什么。
我脑子有些乱——那个非常有文化的男人想婉转对我说的是，我小说里的那些“罪过”，其实是非常轻微的，是可以被原谅的，而我每次那么大张旗鼓地解释，好像那些东西是致命的一样，我错了。总的来说，我太夸张了，我迎合了公众短浅的目光。我想：现在够了，我不要表现得那么低三下四，讨好别人，我要学会对我的读者说不，我不应该让自己降到他们的水平。我觉得下次一有机会，我就会用一种比较严厉的语气，回应对那几页内容提出问题的人。
她的认可让我脑子里原本就不多的几个观念固定下来，很快就成了我反复说的话。在公众面前，我有时候是用一种风趣的语气说，有时候用一种悲情的语气说，有时候言简意赅，有时候会引申出一段长篇大论。有一天，在都灵的一家书店里，面对很多读者，我用一种潇洒的语气在谈论我的书，觉得非常自在。即使有人用热情或者挑衅的语气，问起书里描写的在沙滩上的性事，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我已经有了现成答案，而且会说得让人心服口服，并获得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