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我叙述这些事情时，这种刺激对于我还是很必要的。我希望她在场，这也是我写作的目的。我希望她来删除，来补充，我想和她一起，投入地写我们的故事，按照她的灵感，她知道的、她说的，或者她想的来写：她面对法西斯分子吉诺的情景；她遇到加利亚尼老师的女儿娜迪雅时的情景；她从维托利奥·埃马努埃莱大街回家的情景，她感觉自己与那里的环境格格不入；还有她冷酷地回顾自己的性经验，我在听到她那些讲述时的尴尬和痛苦；还有在她漫长的讲述中，我说的极少几句话，以及我之后想到的事情。
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非常详细地讲述莉拉的故事，后来，她变得越来越飘忽，难以捕捉。我没有太多资料，因为我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也因为我们距离太远。尽管如此，当我在别的城市生活，我们基本上没有见面，她也不告诉我她的情况，我尽量克制自己不去问她。她的影子刺激着我，有时候让我觉得沮丧，让我泄气，有时候又让我充满自豪，但从来都不让我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