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拉，”我说，“这关娜迪雅什么事儿？她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根本就不用在意她，阿尔曼多就不用提了，他一直是一个很肤浅的小伙子。”
我接着问她：
“好吧，我们去看心脏病科医生。”
我最后问她：“那明天你去看心脏病科医生？”
“哪天都行，但要在五点之后。”
最后的这通电话得到了非常迅速、强烈的反应，索卡沃在两分钟之后给我回了电话，这次他一点儿也不客气，他威胁了我。我回答说，现在会有一位劳工监察员，还有一位律师负责莉拉的事情。之后我非常振奋，我很自豪进行这样的抗争，出于情感，也出于信念，来对抗不公正的事情，帕斯卡莱和弗朗科还以为他们可以指导我呢。当天下午，我就去《团结报》把稿子交了。
一回到家里，我就开始打电话。我给律师打了电话，跟他仔细解释了莉拉的状况。我又给心脏病医生打了电话，确认了时间。我给那个电脑专家打了电话，他在发展署工作，他跟我说，苏黎世的函授课程没什么用，但无论如何，我可以让恩佐在某天某个时候，到某个地方去见他。我给《团结报》打了电话，编辑说：“您按照自己的时间来，您现在把这篇文章送过来，或者我们等到圣诞节？”我给索卡沃的秘书打了电话，我让她转告老板，因为我没有收到他的答复，《团结报》很快会刊登一篇我的文章。
“我数了好几次，是六十行。”
“没什么。”
那个跟我通话的编辑是一个中年男人，个子很小，人很胖，两只眼睛小小的，眼睛永远闪着狡黠的亮光，但他很和善、风趣。他让我坐在一把嘎吱作响的凳子上，他很专心地看了那篇文章。最后，他把那些纸放在写字台上，说：
“我跟恩佐约哪天，几点？”
“这是六十行吗？我觉得有一百五十行。”
我马上去找莉拉。她脸色很苍白，咳嗽得撕心裂肺，也很紧张，目光极度警惕。但我给她带去了非常好的消息，这让我很高兴。我摇了摇她，拥抱了她，我紧紧握住她的双手，我跟她说了我跟布鲁诺打电话的事情。我给她念了我写的文章，我跟她说了彼得罗、我婆婆还有大姑子的积极行动。她听我说话，就好像我在一个距离她很远的地方说话，就好像我的声音来自另一个世界，她只能听到我说的话的一半，再加上詹纳罗一个劲儿地拽她，想和她一起玩儿，当我说话时，她听得不是很用心，也没有太多热情，但我一样很高兴。在过去，莉拉打开肉食店那个神奇的抽屉，曾经给我买过很多东西，尤其是书。现在，我要打开我的抽屉，我要回报她，我希望她像我一样，也感到安全。
“娜迪雅不会喜欢这种面对问题的方式，她哥哥也不会喜欢。”
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笑了一下说：
“我不明白，什么方式。”
我觉得自己脸红了，嗫嚅了一句：
我做出这样的评论，让我自己都有些惊异。无论如何，我对加利亚尼老师的几个孩子并没有太多了解。有几秒钟，我感觉莉拉快要认不出我来了，好像她撞见了鬼魂，在利用她的虚弱在蛊惑她。实际上，我并不是想讲娜迪雅和阿尔曼多的坏话，我只想让她明白，在权力的等级方面，在艾罗塔一家人面前，加利亚尼他们什么也不算，像布鲁诺·索卡沃或者说米凯莱的那些爪牙，更算不上什么了，总之，不用担心什么，她应该按照我说的去做。但当我说这些话时，我就意识到自己有些炫耀。我抚摸着她的脸颊说，无论如何，我还是很欣赏那两个兄妹参与政治活动的劲头，但你要相信我。她嘟囔了一句：
“如果不是现在，那我们什么时候弄？我把文章拿到手上，放在版面上就明了了，你还让我等到猴年马月？”
“现在吗？”
“但是是手写的，字小得用放大镜也看不清楚。文章写得很棒，同志。你去找个打字机，把那些能删的删掉。”
从那时候开始，一切都变得很顺利，就好像我有能力让所有事情像泉水一样流畅。彼得罗也为莉拉做了事情，他那个学习希腊文化的同事，其实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但也一样出了力。他认识博洛尼亚一个真正懂计算机的人——这让他产生了一个狂想，就是把计算机用于语文学——这个人提供了那不勒斯一个熟人的名字，他认为那是一个很可靠的人。他跟我详细地说了那位那不勒斯先生的姓名、地址和电话，我对他万分感激，我用一种很热情的、开玩笑的语气说，他在这个方面的尝试是勇敢的，我甚至在最后挂电话时，给他献了一个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