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已经谈到这一步了，我丈夫的姐姐认为，我的婚姻是一场错误，而且她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我不知道该哭还是笑，我觉得，这是对我很不愉快的婚姻生活一个冷静的评判。但我能怎么办呢？我告诉自己，成熟意味着镇静自若地接受生活的波折，要在实际生活和理论之间划出一道界限。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慢慢地平静下来。我的大女儿黛黛提前进入了小学一年级，她已经会读书写字了；我的二女儿艾尔莎很高兴和我待在寂静的家里；我丈夫，尽管他是大学里最黯淡、最沉闷的人，好像他终于要写完他的第二本书了，这让他的地位比之前更高了；我是艾罗塔太太——埃莱娜·艾罗塔，一个顺从但很悲伤的女人，然而却也在她的大姑子的推动下，也在投入战斗，反抗压制，她也开始默默地学习男性对女性的创造，把古代和现在的世界混合起来。我研究这个问题时，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我只是想对马丽娅罗莎、我婆婆，还有一些认识的人有个交代：我在做事情。
后来有一天，我正想着给莉拉打电话，就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那是彼得罗回家吃午饭了，他像往常一样，在学校里接了黛黛，两人一起回来。我合上了书和本子，黛黛已经冲进了房间，艾尔莎很高兴地迎接了她。到这个点，她应该很饿了，我知道她会对我喊：“妈妈，今天吃什么？”但在放下书包之前，她喊了一句：“爸爸的一个朋友和我们一起吃午饭。”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我调整了一下心情，黛黛抓住了我的手，把我拉到了走廊里。艾尔莎一听到有外人，她很谨慎地拉住了我的裙子。彼得罗很高兴地说：“你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就这样，在苦思冥想中，我从《圣经》的《新约》《旧约》开始看起，到丹尼尔·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直到《最新时尚》杂志、马塞尔·杜尚还有其他的能揭示女性问题的材料。慢慢地，我觉得开朗一点了。我在任何地方都能发现男人们塑造的那些机械呆板的女人。我们女人自己什么都没有，我们提出来的那点东西，很快也成了他们的写作材料。彼得罗去上班了，黛黛在学校里，艾尔莎在距离写字台几步远的地方玩儿，我终于感觉自己有一点儿活力了。我斟词酌句，有时候我想象，假如我和莉拉都参加了升中学考试，我们一起上了高中和大学，我们息息相通，携手共进，那我的生活、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是完美的伴侣，会把知识的力量、相互的理解，还有想象的乐趣融为一体。我们会一起写作，签上我们俩的名字，我们会从对方身上汲取力量，我们会肩并肩进行斗争，那些属于我们的，只会属于我们。女性内心深处的孤独很折磨人。我想，把两个人分开是一种浪费，相互没有参照，没有支撑。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好像自己的思想被切成了两半，很诱人，但有缺陷，我非常迫切地希望得到肯定和发展，因为我的这些思想不是很坚定，没有底气。这时我又想打电话给她，对她说：“我想告诉你，我现在反思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谈论一下吧，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阿方索的事儿？”但我已经永远失去这个机会了，失去它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应该学着自给自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