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
“你是不是认识索拉拉？”
我得说，最虚伪的电话是布鲁诺·索卡沃打来的。他让秘书拨通了我的电话，然后他过来接。他说话的语气很忧伤，就好像那篇文章——但刚开始，他从来都没提到那篇文章——狠狠地打击了他，让他失去了所有活力。他说，我们在伊斯基亚时，我们在沙滩上散步的那些天，他非常爱我，他从来都没有像那样爱过任何人。他对我倾诉了所有的爱慕之情，因为我年纪轻轻，就做出了那么了不起的事情。他发誓说，他父亲把工厂交到他手上时，工厂已经困难重重，而且有很多糟糕的做法。他是唯一的继承人，他自己也看不惯工厂的事情，但他没办法。最后他说，我的文章——他终于提到了——对他很有启发，他想尽快纠正自己，改变之前习以为常的错误做法。他说和莉拉之间的误会让他觉得很遗憾。他说他的管理人员正在和我找的律师解决所有问题。最后他小声总结说：“你认识索拉拉兄弟，在这个紧急的关头，他们正在帮助我，让索卡沃工厂改头换面。”最后他补充说：“米凯莱向你致以亲切问候。”我也问候了米凯莱，并且谢谢他的好意，然后就挂了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马丽娅罗莎的律师朋友，告诉他关于这通电话的事情。他向我确认说，钱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几天之后，我在他的事务所见到了他。他比我大不了几岁，除了嘴唇有点儿薄，人很可爱，他穿得很得体。他想带我去喝杯咖啡，他对圭多·艾罗塔充满了崇敬，他也记得彼得罗。他把索卡沃给莉拉的钱交给我，让我小心不要被小偷偷走了。他提到了学生、工会的人，还有警察在工厂门口制造的混乱。他说他去了工厂，劳动监察员也去了，但我感觉他不是很满意。只有到告别的时候，他才在门口问我：
“你知不知道，索卡沃的背后是他们？”
“然后呢？”
“你不担心吗？”
“最近几年，索拉拉家族扩张了，成了这个城市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想说：你一直都认识他们，但你多年在外面上学，也许你现在不是很了解那不勒斯的情况。”
尽管《团结报》的编辑对我充满了热情，但他们并没有很快刊登我的文章。我非常不安，害怕那篇文章再也出不来了。但正好是我陪莉拉去看了精神科的第二天，我一大早跑到报刊亭，拿到了一份报纸，我快速翻阅了一下，终于看到了那篇文章。我想着，他们可能会把这篇文章穿插在地方栏目中间，但我却看到，文章出现在全国发行的那几页里，占了一整版，我看到我的名字被引出来，我感觉好像有一根长长的针刺到了我。彼得罗马上就给我打电话了，他非常高兴，阿黛尔也很振奋，她说她丈夫很喜欢那篇文章，就连马丽娅罗莎也说好。最让我惊异的是，我的出版社的总编，还有和那家出版社合作了很多年的两个名人也打电话给我，向我表示祝贺，弗朗科·马里也给我打了电话，他从马丽娅罗莎那儿要到了我的号码。他是带着敬意和我说话的，他说他为我感到高兴，说我完整展示了工人的处境，那篇文章堪称典范。这时候，我很期望能通过某种渠道，获得尼诺的认可，但他一直都没有出现，我有些难过。就连帕斯卡莱也没有露脸，但我知道，因为政见不同，他早已不看这个党派的报纸了。无论如何，《团结报》的主编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安慰，他向我表示，他非常喜欢我写的文章，但用的还是那种不恭的语气。他建议我买一台打字机，再写点类似的东西。
他抿了抿嘴唇，向我伸出一只手说：
“我非常清楚。”
“他们就是我们城区的人，我在那个城区长大。”
“也没什么。我们现在要到钱了，都没问题了，代我向马丽娅罗莎和彼得罗问好。你们什么时候结婚？你喜欢佛罗伦萨吗？”
“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