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了！莱农，他们说得对。”
“你连我都不请？”
“不是我。”
“你会来吗？”
“别大喊大叫的，拜托了。”娜迪雅对他说。然后她对着莉拉，几乎是在絮语：
“那怎么取胜？”
我不得不离开了，能为她做的事，我已经做了。现在我自己也快要陷进去了，思考那些没用的事情：比如说谁是詹纳罗的亲生父亲，梅丽娜的眼光到底有多准，还有莉拉脑子里那些秘密的波动，以及她所知道或不知道的事情，或者她猜测出来的事情，她宁可假装相信的事情等等，那些事情让我头晕。趁着恩佐去上班时，我们讨论了这次碰面。我说了一些大家都会说的话：“一个女人总能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谁的。”我说，你一直觉得这个儿子是尼诺的，你把他生下来，就因为他是尼诺的，现在因为疯婆子梅丽娜的一句话，你就觉得孩子是斯特凡诺的？她笑了起来，说：“我真是愚蠢，我怎么能没搞清楚呢！”她看起来很高兴。对于我来说，这是无法理解的事儿，最后我不说话了。假如这种新的信念能帮助她痊愈，那太好了。假如这是她精神状况不稳定的另一种表现，我能做什么呢？够了，我的书已经被推广到了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它们会把它翻译出来。我又在《团结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是和女性在坎帕尼亚大区工厂里的工作处境有关的，编辑们都很满意，出版社一直在催我写新小说。总之，我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我已经在莉拉身上倾注了很多精力，我不能总是围绕着她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转。在阿黛尔的鼓励下，我在米兰买了一套米色西装，打算在婚礼上穿。那套衣服很适合我，上衣很贴身，下身是短裙。当我在试这件衣服时，心里想的是莉拉，想到了她那件奢华的婚纱，还有裁缝展示在雷蒂费洛区橱窗里的那张照片，这种差别让我觉得自己和她截然不同。她的婚礼和我的婚礼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之前我跟她说过，我不会在教堂里结婚，我不会穿上传统的婚纱，彼得罗只接受一些近亲参加婚礼。
“在那里面，靠发传单，或者和法西斯打架是无法取胜了。”
他从来都没用过这种语气和我说话，即使是我还是一个小姑娘，觉得他年龄很大，已经俨然一副政治专家的时候，他也没有这样对待过我。我觉得受到了冒犯，我正要回答他，但是娜迪雅插了一句话，就把我排挤在外。她用那种慢悠悠、很嗲的声音，对莉拉说话，就好像和我没什么好说的一样：
我们很准时地到了她家里，摁了门铃，里面一片寂静。我们又摁了摁门铃，是娜迪雅给我开的门，她匆匆忙忙的，有些衣冠不整，不像平时那么客气，就好像我们不但搅乱了她的外表，而且搅乱了她的教养。我解释说，我和她母亲约好的。她不在，娜迪雅说，她让我们坐在客厅里等着，然后就消失了。
“我只是想帮助莉娜。”
“彼得罗不愿意。”
我觉得很难过，他们说得对？我想反击，我想对她发火，她到底想说什么？但这时候，加利亚尼老师回来了，能听到楼道里响起了她的脚步声。
“哈！”他说，然后有些厚颜无耻地问莉拉，“你病好了？”
帕斯卡莱用一只胳膊抱住了娜迪雅的腰部，对着我感叹了一句：
“你不应该丢下自己的同伴。”
“帕斯卡莱，别这样，”我在不由自主也抬高了嗓门，“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事情不是这样的。”
“什么为什么？”
莉拉不说话了，帕斯卡莱这时候对着她，一字一句地说：
“我很高兴。”
“为什么？”她问我，但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你至少要搞一个聚会，邀请一下朋友们。”
我和莉拉都没有说话，在寂静的客厅里，我们只是有些尴尬地相互看着，笑了笑。可能过了五分钟，终于听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帕斯卡莱出现了，他头发有些凌乱。莉拉没有表现出一点点惊异，我非常惊奇地喊道：“你在这里干什么？”他一本正经、毫不客气地反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这句话改变了当时我们的处境，好像这是他家一样，我不得不给他解释，我和我的老师约好了，我来找她。
“我们不是信徒。”
“你们为什么不在教堂里结婚。”
“那上帝的手指，圣灵呢？”她提到了我们小时候一起写的那篇小文章。
她还没有说完，帕斯卡莱用比刚才更强硬的语气对我说，声音更大了：
我生气了，我替她回答了。我说，莉拉也是现在才好一点儿了，无论如何，索卡沃被好好地教训了一通，那些监察员去了，工厂不得不把该给莉拉的钱全部给了她。
“是吗？”他说，这时候，娜迪雅出现了，她现在拾掇整齐了，好像要出门，“明白了吗？娜迪雅，格雷科女士说，她好好地教训了一下索卡沃。”
当时，莉拉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她把詹纳罗交给恩佐看管。我化了妆，梳好头发，按照从阿黛尔那里学来的品味穿衣服。我帮助莉拉，把她收拾得体面一点，因为要说服她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很难。她想带一些点心，我说那不太合适，我买了一本我的书。尽管我确信加利亚尼老师已经读过了，我这么做，只是想给她写赠言。
我这时候忍不住说：
“我长大了。”
“很好，这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在意大利的每个角落，在所有工厂，在所有的工地上，一旦有老板乱来，工人有风险，我们就叫埃莱娜·格雷科来，她会给她的朋友们打电话，给劳动检查员打电话，告诉天堂里的圣人，这事儿就解决了。”
“不会。”
“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失败。”
“你跟我们说说，你他妈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非常痛苦，带着一种真实的失望，“你知道意大利现在的情况吗？你对于阶级斗争有概念吗？”
“差不多了。”
她摇了摇头，笑着说：
我大声说：
“那些劳动检查员没什么用，莉娜。他们是去了索卡沃的工厂，他们做了记录，但是后来呢？工厂里一切都照旧。这时候，出面的人倒霉了，那些沉默的人会收到几里拉的补偿，警察攻击了我们，那些法西斯分子来到楼下，他们打了阿尔曼多。”
“要靠动用老板的好朋友吗？不管其他人，得到一点钱就可以了吗？”
事情就是这样。但在五月初，在彻底离开那不勒斯之前，我决定做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去看看加利亚尼老师，这时候发生一些不愉快。我找到了她的电话，给她打了电话。我说我要结婚了，我会去佛罗伦萨生活，我想去看她一下。她没有表现出任何惊喜，也没有很高兴，而是很客气，她让我第二天下午五点去找她。在挂上电话之前，她说：“带上你的朋友莉娜，假如她愿意来的话。”
“也就是说？”
尽管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要怎么组织语言，但我想解释，想让他闭嘴，唯一一句在我嘴边的话，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那就是：“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现在可以把手放在这位有钱人家的大小姐身上，你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但这时候，莉拉用一句出人预料的、不耐烦的话阻止了我，让我非常迷惑。她说：
“不是她，那是上天教训了索卡沃一顿。”娜迪雅微笑了一下，她穿过房间，尽管沙发上有空位子，她还是做了一个优美的动作，坐在了帕斯卡莱的膝盖上。我觉得很不自在，我说：
莉拉回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