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要去民政局结婚，而不是去教堂结婚，我家人的恐惧并不是一个晚上就能消散的，但那种恐惧慢慢淡了。第二天，我母亲对我极端愤恨，就好像她触碰的所有东西——咖啡壶、装着牛奶的杯子、糖罐子、一片新鲜的面包——都会让她想砸到我的脸上，然而她没有嚷嚷。我无视她，早上我很早出门了，我去办给家里装电话的手续。我匆忙办完，然后跑到阿尔巴港口，在那里逛书店。我决心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克服自己在公开场合说话时的羞怯，比如说在米兰的书店里的场面。我完全凭直觉一股脑选了一些书和杂志，花了不少钱。尼诺说的话经常会回响在我的脑海里，经过多次迟疑之后，我最后选了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对于弗洛伊德，我几乎一点都不了解，我知道的关于他的仅有一点理论，也让我无法接受。我还买了两本描写性的小册子。我想“研究”当今世界，就像之前在学校里读教科书、准备考试、写论文那样，也好像我之前对待加利亚尼老师给我的报纸，或者弗朗科在前些年给我的马克思主义小册子的方式。很难说清楚，那段时间我对世界的认识。我和帕斯卡莱聊过，和尼诺聊过，我有点儿关注古巴和拉丁美洲发生的事，我了解城区无法回避的贫穷、莉拉的溃败，还有学校把我的两个弟弟开除的事儿，因为他们在学习上不像我那么肯吃苦。我还有过跟弗朗科长时间的交谈，还有和马丽娅罗莎偶然的会面。现在，所有这些都卷入了一道白烟里（这个世界非常不公平，需要得到改变，但无论是美苏的和平共处，还是欧洲工党，尤其是意大利工党的政治改革，都倾向于让无产阶级处于等待状态，让他们保持附属地位，都在给革命泼冷水，结局是世界陷入僵局。假如社会民主党获胜，那么资本主义就会统治世界，工人阶级也会成为消费主义的一部分）。这些事刺激着我，时不时会让我很激动。我强迫自己更新知识，了解时事，至少在刚开始，我的目的是想出风头。长期以来，我都相信，所有一切都是可以学习的，包括政治热情。
从书店出去后，我在加富尔广场上停了一会儿。那天天气很好，弗里亚街的回廊由钢柱支撑着，看起来很稳固，要比平时干净整洁。我像往常那样，非常仔细地读起了刚买的书和报纸。我从口袋里拿出我新买的笔记本，想要像真正的作家那样，关注自己的思想，悉心观察，记下一些有用的信息。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团结报》，记下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在《桥报》上看到了彼得罗的父亲的一篇文章，出于好奇，我仔细地读完了。但我觉得，它不像尼诺说的那么重要，那篇文章让我觉得不舒服，有两个原因：首先，圭多·艾罗塔使用的语言要比那个戴着厚眼镜的教授所用的语言更加生硬；其次，文中有一段，他提到了一些女大学生（“这是一个新群体，”他写到，“很明显都不是富家女，那些小姐们穿着朴素的衣服，受到过一些朴素的教育，她们希望通过努力学习，让自己将来不用只待在家里。”）我觉得他在影射我，他是故意的，或者说不加考虑地写了这些。我把这一点也记在了我的笔记里（对于艾罗塔家人来说，我算什么呢？在他们宽阔的视野里，我是不是一朵别在纽扣上的花？），这实在让人心情好不起来，我有些烦了，就开始翻看《晚邮报》。
我记得，当时天气很温和，我还记得——可能是我虚构的，或者是真的——当时的味道，就是油炸披萨混合着报纸的气息。我一页一页地翻阅那些报刊，后来我看到了一个让我喘不过气的标题，我的一张照片出现在四列密密的铅字中间。从照片的背景，可以看到我们城区的一小部分，还有隧道。文章的题目是《一个充满野心的女孩的情色回忆——埃莱娜·格雷科的处女作》，后面的签名正是那个戴着厚镜片眼镜的男人。
在付钱买这些书时，我无意中看到我的小说就摆在其中一个书架上，我马上把目光转向了别的地方。每一次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到我的书和其他那些刚刚出版的新书放在一起，我都会感到一种混合着害怕的自豪，一种强烈的快感，但到最后都会变成不安。当然，这本小说是偶然产生的，是我用二十天写成的，没有花费太大功夫，就好像那是一种化解抑郁的药。当然，我知道什么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古典文学，我写这篇小说时，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是在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我想找到一种表达方式，最后，我的这种宣泄变成了一本书——一本包含着我自己的东西。现在，“我”就展示在那儿，我看着我自己，我胸口跳得非常厉害。不仅仅是在我的书中，通常在那些小说里，我都感觉有一种让我激动的东西，就像一颗赤裸的、跳跃的心脏，就是在遥远的过去，当莉拉建议我们一起写一个故事时，我感到的那种心跳。这个梦想后来是我完成的。但这是我想要的吗？写作，写作不是随意的事情，要写得比之前好吗？我要研究现在和过去的那些小说，要了解小说的写法，要学习，学习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塑造那些非常真实的心灵，没有人表现得像我那样到位，即使是莉拉，如果有机会，她也写不了那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