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在一个星期六，在《晚邮报》上林林总总的标题里，发现了那篇文章。文章是关于那不勒斯郊外的一家小工厂的，那几天，报纸都在报道法西斯向伊塔利库斯丢的炸弹。
我放弃了。但第二天，我在《宣言报》上看到了乔瓦尼·萨拉托雷，也就是尼诺写的一篇文章，他详细描述了坎帕尼亚大区的这家小工厂，并提供了很多信息。他强调了这个落后地区的政治冲突，充满温情地谈到了布鲁诺，还有他的悲剧下场。从那时候起，我一直在跟踪事情的进展，但于事无补，那件事很快就从报纸上消失了。除此之外，莉拉再也不想跟我讨论此事。晚上，我和几个孩子给她打电话，她总是长话短说，她会说：“让詹纳罗接电话。”她听到我提到尼诺，显得特别不耐烦。她嘟囔着说，他还是老毛病，总是要说点什么。这跟政治有什么关系，肯定是有别的什么原因，一个人被杀死的原因有上千种：戴绿帽子、经济矛盾，有时候甚至是别人看他不顺眼儿。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布鲁诺只剩下一个影像，很快就过去了。难道他不是那个我曾利用艾罗塔家的权威，打电话威胁过的老板？难道他不是那个试图吻我，却被我强行推开的男孩？
“你朋友以前工作的工厂，是不是叫索卡沃？”他问我。
“发生了什么事儿？”
他把那份报纸递给了我。我读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组成的行动队闯入了那不勒斯郊外的一家香肠厂。他们先是朝门卫菲利普的腿上打了几枪，现在门卫的伤势非常严重；然后，他们来到了工厂老板布鲁诺·索卡沃——一个年轻的那不勒斯企业家的办公室，他们连开四枪把他杀了，三枪打在胸口，一枪打在头上。在看那篇报道时，我仿佛看到了布鲁诺被毁掉的面孔，一起被毁掉的还有他白得耀眼的牙齿。噢，我的天呐，我简直目瞪口呆。我让彼得罗看着孩子，跑去给莉拉打电话，电话响了很久，但没人接。晚上我又试了一次，还是没人接。我在第二天才联系上她，她很紧张地问我：“怎么了？詹纳罗出了什么状况了吗？”我让她放心，詹纳罗很好，我跟她说了布鲁诺的事。她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听我讲完，最后很平淡地嘀咕了一句：“你真是跟我讲了一个坏消息。”她没说别的，我提醒她：“你给认识的人打个电话，让他们讲讲是怎么回事儿，你问问，看怎么发吊唁的电报。”她说，她和工厂的任何人都没联系了，再说，发什么电报。她嘟囔了一句，算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