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再一次出发去找哈金森医生。
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因为心情压抑甚至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有一次我把一块烧红的烙铁放在左胳膊上，铁很烫，烙在肉上发出咝咝声，我咬紧牙关紧闭双眼，压抑着使自己不叫出来。
我第一次见哈金森医生之后，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淡定状态，没有像以往有了希望又失望的时候那样，后悔又沮丧，焦虑又懊恼。而在我这么淡然的时候，反而有点怀念以前的状态，因为在你觉得痛苦的时候，至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还活着。我想摆脱我这种无所谓的心态，让自己重新投入到人世间，体验世俗生活的喧嚣。我去听了好几场音乐会，坐在第一排，在所有热闹中，我和那些忘情的人一样，笑着、唱着歌，想要汲取一些他们的快乐。但是没有效果。
但我一直希望能找到办法向世人证明我没有疯。
现在我手臂上还有那一道疤，看上去像是半个笑脸，每当我看到它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平静的安慰感。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这道疤藏起来，因为这个伤疤太引人注目，有时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圣奥尔本斯离伦敦不算太远，但也足够远。对我来说，它跟英国任何地方都一样，反正我都不熟悉。我这次的职业是铁匠。现在的人们认为，19世纪80年代，是工业发展的时代，工厂和蒸汽才是那个年代应有的样子。但其实每次社会进步都是螺旋上升式的，充满着新事物和旧事物的角力与角逐。当时，牛车马车与小汽车并存，铁匠也是一个挺受欢迎的职业。
很多年来，我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不停地走，不断地改头换面，觉得这样就能隐藏在这个社会中。
在1880年8月盛夏的一天，我离开怀特查佩尔，去了圣奥尔本斯。伦敦对我来说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回忆犹如幽灵般缠绕着我。是时候换个身份，重新开始一段生活了。我觉得我的生活就像俄罗斯套娃，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层层叠叠。你无法从我的某一段经历推测我的全部人生，因为我的人生实际上是有很多层的。
在圣奥尔本斯情况还要糟一些。我有时候会完全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我自己，只是怔怔地看着炉子里的火苗。一般这种时候，我的领导耶利米·卡莱特会用胳膊肘捅我，或者拍拍我的背，让我专心一点别再神游了。
当时我只是觉得，这种方法很有用。我觉得疼，突如其来的痛感让我想大叫，也让我想到很多事情。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疼痛让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活着，我感觉到了“我”。这种疼痛感是我还活着的证明。
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想到，离我上次和他见面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的存在本身就是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