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们就结伴，动身对海德里希在电话里布置给我们的任务做准备。艾格尼丝更喜欢将其称为冒险。这个任务需要我们两人一起，我们开车去了约克郡。在阴冷的郊区，找到一家灰蒙蒙的哥特金属风格的庇护所，名叫高罗伊兹医院。在那里，有个女人因为告诉别人她身上的特殊情况，被关了起来。我们挟持着把她救了出来。艾格尼丝用上了她屡试不爽的麻醉手帕把她迷昏了，之前还有三个成员享受过这个待遇，芙罗拉·布朗是第四个倒霉蛋。不过可以理解她的惊慌，毕竟不是谁看到两个蒙着脸的陌生人陡然出现都能保持淡定。
这是吵闹的时代，音乐突然变得重要，并且有了和以往不同的地位。演奏者在一首曲子里，可以通过音乐掌控世界。在现代社会中，有了音乐，就好像可以让人逃避生活中的一切，得以有短暂一秒的解脱。在音乐的世界里，你就是国王，是造物主，是一切秩序的创造者，是所有慰藉的源头。
我想做些什么，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也想为了别人。我毕竟还是个人，我的同情心不光只给那些不知道是受到诅咒还是祝福的信天翁。他们有超常的寿命，用艾格尼丝的话来说，“时间的小偷”。她在我的这个八年结束的时候，来伦敦看我，我跟她谈话。这段时间她生活在巴黎的蒙马特地区，也经历过许多，不过她还是一样有趣。
她走了之后，我一直忘不了这段话。我只希望弄清楚自己时间的奥秘，我连自己的现在都理解不了，更遑论将来。
“很好，那就别看，那只会让你觉得前途更加糟糕。显然，我们还无法控制我们自己。我们被不知名的力量庇佑着，有了长生，我们唯一可以期盼的只有梦境。他说，大多数人并不想得到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责任，而大多数人并不想承担责任。”
“你看过弗洛伊德吗？”
我回到伦敦，在海德里希的安排下成了一家酒店的钢琴师。生活很好。我喝酒，和衣着考究的女人调情，在每个夜晚和那些花花男女在舞池里游荡：非常惬意的一段时光。不管是友谊还是情欲，都很充盈，只是这种充实就像是泡沫。人们称之为“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比起以往那些年代，人们确实是在咆哮。当然，以前的伦敦也很吵闹。比如说17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暗潮汹涌，还有1750年间工业革命下快速发展的志得意满，但以前的喧嚣和现在的是不同的。这是第一次，呼声从上而下，贯穿整个伦敦，每个人都参与进来。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影片的播放、收音机的广播，以及大街小巷人们嘴上谈的。
不过事情变得更好了一点。
不管怎么说，我们没费什么劲就带着她逃了出来。不管原因是什么，医院想要掩盖自己的失职，还是医院根本对少了个病人漠不关心，又或者是当地政府粗心没有追究，总之这件事情后来没有见报。我们很安全，海德里希只会看到结果，而不考虑我们可能承担的风险，这让我很难过。
“我觉得弗洛伊德大概不会像我们一样，每八年就不得不开始一段崭新的身份和生活。”
“我觉得非常恐惧。”我俩躺在我住所的床上，一起抽雪茄。她的脚懒洋洋地架在我的肚子上。当时我们在的位置，是伦敦的高级住宅区。“我一直做噩梦。”
总之，芙罗拉很年轻。她才18岁，看起来也是十七八岁的样子。在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因为高度紧张而成了结巴，不过信天翁社会救了她，就如之前救助过的许多人一样。她曾经以为自己是个疯子，用精神失常来解释自己和常人不同，以获得些许慰藉。后来，她和艾格尼丝一起出发去了澳大利亚，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第二个八年，她又回到了美国。信天翁社会确确实实在做好事，在救人。芙罗拉·布朗、雷金纳德·菲舍尔，还有很多很多、更多更多的人，当然还有我自己。我意识到海德里希是对的，我们做的一切是有意义的。我不会一直都信任他，但是大部分时候，我认同他让我们做的这些事。
我打电话告诉海德里希，我跟我的雇主商量好了，在他们巴黎某家酒店的连锁饭店里，继续帮忙。于是我来到了蒙马特这边，住艾格尼丝之前住过的地方。我的身份是她的“弟弟”，我俩的身份有了微妙的交集。在此之前我们有一段谈话，她跟我说，当你逐渐变老的时候，大概是信天翁五百岁的时候，会是一个分水岭。信天翁会逐渐有深刻的洞察力。
“没有。”
在漫长的时间洪流里，我走过一个又一个地方，像没有爪子的鸟、永不落地的箭。
我沉浸在音乐里。除了工作的地方，我有时还会去一个爵士俱乐部兼职。说起来我差不多已经连续弹了三十年钢琴，弹琴已经成为我的本能、我身体的一部分。钢琴可以承载很多，悲伤、快乐、浅薄的欢愉、后悔、沮丧，有时甚至可以抒发这些全部的情绪。
“难以置信，就好像第三只眼睛。信天翁对于时间会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好像在一秒内就看到了所有的事情。不光是过去，甚至是未来。仿佛所有的事情就在一秒停止，就在那一瞬间，你就知道万事万物随后的走向。”
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起来点上一支烟，然后去咖啡馆吃早餐（通常我会睡到日上三竿才出门）。我有时候喝咖啡，一般是喝白兰地。喝酒不光是用酒精麻痹自己，更多的时候会让你自由。红酒和白兰地是必不可少的，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喝着，喝着，喝着，差点要说服自己我真的很快乐。
在20世纪30年代，整个人类正处于危急关头，当然今天也差不多，很多人想要投机取巧。这种观念弥漫的社会，真是太危险了，所以在巴黎过完八年之后，我就不再弹钢琴了，后来再也没弹过。钢琴好像从我的生活中剥离开了，我甚至不确定自己以后会不会再弹。直到有一天，坐在卡米拉旁边，我时隔多年才终于又一次从尘封的光阴里捡起钢琴。
我享受自己现在扮演的这个角色——丹尼尔·霍尼韦尔。生于伦敦，跟有钱的观光客做象牙生意，“一战”之后就一直生活在邮轮上。这个人物还有一段悲伤的往事，他深爱的女人在许多年前去世了。虽然他的怀恋和追思都已经徒劳无功，但我觉得这样痴情的背景故事很符合现在这个年代的腔调。
“这是好事吗？听起来有点可怕。”
有些东西经常会闯入我的世界，让我面对现实。世界上许多事物在衰退老去，在承载压力，在不断变化。可能一墙之隔，就是快乐和悲伤、贫穷和富裕。世界节奏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喧嚣。社会体系混乱无序，支离破碎。所以，开始了一部分人追求简单，崇尚秩序，一部分人把责任归咎于他人，还有一部分人迷信权威崇拜强者。国家开始流行宗教信仰，人民是狂热的教徒。这些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不好也不坏，这就是一种技能、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洞察力，无所谓好和坏，只是一切事物在你面前都变成摊开的平面。”
“什么样的洞察力？”
我最终搬到了塞纳河左岸的蒙帕纳斯，在这里创作了许多诗。我曾经在公墓区，靠着波德莱尔的墓碑写过一首诗。每天晚上我都弹钢琴，并且认识了当时许多著名的诗人、画家和艺术家，虽然通常这种友谊到第二天他们就忘记了。
起码我的肩膀痊愈了。
我不想回到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