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可敬而难忘的在一九〇五年夏天教我们俄语拼读的村里小学的校长一天通常只来几个小时，因此并不真正属于眼下这个系列。不过他有助于连接开始和结局，因为我对他最后的记忆涉及一九一五年复活节假期，我和弟弟是和父亲及一个叫沃尔金的——最后也是最糟糕的一个男家庭教师——一起度过的，我们在自己庄园附近大雪覆盖的乡间滑雪，头上是一片光照强烈、近乎紫色的天空。我们的老朋友邀请我们到房檐上挂着冰柱的学校楼内他的住处去吃一顿他所说的便餐；其实那是复杂而充满深情计划的一顿饭。我至今仍能看见他欣喜的面容，以及我父亲欢迎一道我知道他碰巧讨厌的菜（酸奶油烤野兔肉）时假装得非常出色的喜悦。房间里暖气开得太足了。我的正在解冻的滑雪靴并不是想象的那样防水。我的眼睛因为雪光炫目而仍感刺痛，一直试图辨认出近旁墙上的一幅托尔斯泰的所谓的“排字”画像。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某一页上的老鼠尾巴，完全是由印刷文字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托尔斯泰写的故事（《主与仆》）构成了作者有大胡子的脸，顺便说一句，我们主人的相貌有点像那张脸。我们正准备开始狼吞虎咽地吃那只不幸的野兔时，门突然被猛地推开，赫里斯托夫，一个鼻子发青、戴着女人的羊毛头巾的男仆斜着身子，脸上挂着傻乎乎的笑容，带进来一个巨大的午餐篮子，里面装满了精美的食品和葡萄酒，是我那缺少策略的奶奶（她正在巴托沃过冬）认为有必要给我们送来的，生怕校长家的吃食不够。我们的主人还没有来得及感到受到了伤害的时候，父亲把食物篮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加上一张便条，它很可能使那个出于好心的老太太摸不着头脑，就像他的大多数行为都让她摸不着头脑一样。她穿着一件宽松的丝绸长袍，戴双露指网线长筒女手套，更像个时代的代表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她生命的大部分是在一张长沙发上度过的，拿把象牙扇子给自己扇风。手边总有一盒boules de gomme或者一杯杏仁露，还有一把手镜，因为她每一个小时左右总要用一个很大的粉红色粉扑重新往脸上扑粉，面颊骨上的一粒小痣透过所有搽的粉显露出来，像颗小小的无核葡萄干。尽管她平时日子过得懒洋洋的，却始终是个非常耐寒的女人，执意一年到头在大开着的窗子近旁睡觉。一天早晨，在整夜的暴风雪后，她的女仆发现她躺在一层扫过她的床和身体的晶莹的白雪下，她睡梦中的健康红润丝毫没有被侵犯到。如果她爱过哪个人的话，就只可能是她最小的女儿娜杰日达·冯里亚利亚尔斯基了，为了她的缘故她在一九一六年突然卖掉了巴托沃，在帝国历史那段走向黄昏的时期，谁都没有从这桩买卖里得到好处。她对我们所有的亲戚抱怨那股黑暗的力量，是这股力量唆使她那极有天赋的儿子鄙视他的父辈追随的为沙皇效劳的那种“光辉”事业。她感到特别难以理解的是，我的父亲——她知道他非常欣赏巨大的财富带来的一切乐趣——竟然能够变成一个自由派人士，影响了对这种乐趣的享受，并因此帮助引起了一场革命；从长远来看，正如她正确地预见到的那样，这革命将使他沦为贫民。
我要放映几张幻灯片，但是首先让我指出事情的时间和地点。我的弟弟和我出生在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圣彼得堡，他在一九〇〇年三月中旬，我比他早十一个月。我们童年时代的英国和法国女家庭教师后来都有说俄语的男家庭教师帮助，后者还在最后取代了她们。男家庭教师多数是首都的大学里的研究生。这个家庭教师的时代开始于一九〇六年左右，延续了将近整整十年，从一九——年开始和我们的中学时代重叠。每一个教师依次都住在我们家——冬天在我们圣彼得堡的住宅里，其余时间不是在我们离城五十英里的乡间宅第，就是在我们秋天常常去的外国的度假胜地。我最多只要三年就能拖垮那些吃苦耐劳的年轻人中的任何一个（在这些事情上我比弟弟更行）。
在挑选男家庭教师的时候，父亲似乎想到了一个巧妙的主意，每一次从另一个阶级或种族雇用一个代表人物，以便使我们接触到横扫过俄罗斯帝国的各种潮流和动向。我不相信从他那方面来说这是个完全有意的计划，但是回想起来，我发现这个模式奇特地清晰，那些出现在记忆发亮的磁盘上的男教师的形象就像那么多放映出来的幻灯片的投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