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一定是八岁了，在我们乡间宅第的一个储藏室里，在各种各样布满尘土的东西中，我发现了一些非常精彩的书，是我的外婆对自然科学感兴趣、请了一位著名的大学动物学教授（希姆科维奇）到家里来给女儿上课的时候买的。这些书里，有的仅仅是老古董，例如一七五〇年左右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阿尔伯图斯·西巴的那四大卷棕色对开本著作（Locupletissimi Rerum Naturalium Thesauri Accurata Descriptio……）。在那粗糙的书页上我发现了蛇、蝴蝶和胚胎的木刻画。每一次偶然看见在玻璃广口瓶里吊住脖子的一个埃塞俄比亚女婴的胚胎，都会使我震惊，令我作呕；我也不怎么喜欢CII页插画里的制成标本的水螅，在它七条像蛇一样弯曲的脖子上有七个狮牙状龟头，它的古怪的肿胀的躯体两侧有纽扣似的突起，躯体终端是一个多节的尾巴。
还有另外一个更为一般的变化，正好发生在我青少年时期对蝴蝶和飞蛾产生强烈兴趣的同时。按维多利亚时代和施陶丁格式所分的种类，无论是互不相关的还是有相同特征的，都有各种各样（高山、极地、岛屿等）的“品种”，可以说就像次要的附属物似的，是从外部加上去的；这样的种类被新的、多种形式的和可变的种类所替代，在构成上包括了地理族类或亚种。这样，通过更为灵活的方法和分类，能够更为清楚地把具体进化的方面显示出来，生物学的研究也能够为蝴蝶和大自然之间的中心问题提供进一步的联系。
神秘的拟态对我有着特别的吸引力。这种现象显示出了一种通常和人造事物相关联的艺术上的完美。想想看，通过翅膀上气泡样的斑点（还配有假折射），或者通过蝶蛹身上有光泽的黄色小疙瘩来模仿毒汁的分泌（“别吃我——我已经被压扁了，尝过了，拋弃不要了”）。想想看一只像会耍杂技的毛毛虫（龙虾飞蛾的幼虫）的本事吧，在幼年期它看起来像鸟粪，但是蜕皮后长出了稀少的膜翅目附属物，有了巴洛克式的特征，使得这非同一般的家伙能够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就像东方表演里一个人变成一对交缠在一起的摔跤手的那个演员）：一个角色是蠕动的幼虫，另一个是看上去似乎在折磨它的大蚂蚁。当某只飞蛾在形状和颜色上酷似某只黄蜂时，它行走和摆动触角时也是一副像黄蜂而不像飞蛾的样子。当一只蝴蝶不得不像一片树叶的时候，它不仅出色地表现了树叶的所有细节，而且一般还慷慨地送上斑痕以模仿被蛆虫钻出的洞眼。达尔文意义上的“自然选择”无法解释模仿神态和模仿行为之间神奇的巧合，当一种保护措施在模仿上的微妙、极致和奢华达到了大大超过其捕食者的鉴别力的程度时，人们也无法求助于“生存竞争”的理论来加以解释。我在大自然中发现了自己在艺术中寻求的非实用主义的喜悦。两者都是一种形式的魅力，两者都是一场难以理解的令人陶醉和受到蒙蔽的游戏。
回想起来，一九〇五年的夏天虽然在许多方面相当生动，但是在和村里小学的校长一起散步的小路周围或上空，却还没有任何一点翅膀的轻快拍动，或色彩绚丽的绒毛般的飘动来使之充满勃勃生机：一九〇六年六月的那只凤蝶还在路边的一种伞形植物上处于幼虫阶段；但是在那个月里，我开始熟悉了二十来种普通的品种，女士在提到某条林间小路时，已经将它称为le chemin des papillons bruns了，这条小路的终点是一片充满了有珍珠色边缘的小小的豹纹蝶（在我的第一本难忘的、充满了永久魔力的、当时刚刚出版的小手册，理查德·索思的《不列颠群岛的蝴蝶》中，就是这样称呼它们的）的低湿草地。到了第二年，我开始意识到，我们的许多蝴蝶和飞蛾在英国或中欧是没有出现过的，而更为完备的地图集帮助我确定了它们。一九〇七年初的一场大病（肺炎，高烧到摄氏四十一度）神秘地消除了在几个月里使我成为神童的算术方面的怪才（今天要是没有纸笔的话，我连十三乘十七都算不出来；不过能够立马把它们加在一起，锯齿形的三插进去正合适）；但是蝴蝶幸存了下来。母亲在我床旁堆积出了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博物馆，想要描述一个新的种类的渴望完全取代了发现一个新素数的渴望。一九〇七年八月到比亚里茨的旅行增添了新的奇品（虽然不如后来一九〇九年的那么清晰、那么多）。到一九〇八年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掌握了霍夫曼所知的欧洲鳞翅目。到一九一〇年，我已经怀着梦想看完了塞茨巨大的画册《世界鳞翅目大全》的头几卷，买了最近才得到记叙的一些稀有品种，正在贪婪地阅读昆虫学期刊，特别是英国和俄国的期刊。分类学的发展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大陆的鳞翅昆虫学研究，总体说来，一直是在德国人得心应手的操纵下的一件简单而稳定的事情。它的权威人物施陶丁格博士也是最大的昆虫经销公司的首脑。即使是现在，在他去世半个世纪以后，德国的鳞翅昆虫学家仍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他的权威形成的具有催眠作用的魔力。当他的学派作为一种科学力量的影响开始在世界上减弱的时候，他还在世。在他和他的追随者仍坚持使用约定俗成的具体及一般的名称、满足于根据肉眼能够看到的特征对蝴蝶进行分类的时候，英语世界的作者已经在推行命名学的改革了，这是严格运用优先法则以及建立在对器官的显微研究基础上的生物分类学方面变化的结果。德国人竭尽全力对新潮流置之不理，继续珍视昆虫学集邮特色的一面。他们对“不应被迫去进行解剖的普通的收藏者”的关心，可以和通俗小说的神经紧张的出版商取悦于“普通读者”——他们不应被迫去进行思考——的做法相媲美。
在那个阁楼上，混在满是高山耧斗菜、蓝色的palemoniums，朱庇特剪秋箩、橘红的百合花，以及其他达沃斯花的植物标本集之中，我找到的其他书籍更接近我的学科。我把一堆堆妙极了的非常吸引人的图书抱到楼下：玛利亚·西比拉·梅里安（一六四七——一七一七）的可爱的苏里南昆虫的插图，埃斯珀的卓越的Die Schmetterlinge（埃朗根，一七七七年），还有布瓦迪瓦尔的Icones Historiques de Lépidoptères Nouveaux ou Peu Connus（巴黎，始于一八三二年）。更令人兴奋的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作品——纽曼的《英国蝴蝶和飞蛾博物学论著》，霍夫曼的Die Gross-Schmetterlinge Europas，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关于亚洲鳞翅目昆虫的Mémoires（伴有卡夫里金、雷芭科夫和拉昂画的无比美丽的插图），斯卡德的关于《新英格兰蝴蝶》的惊人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