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哥哥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卢卡维什尼科夫（一八七四—一九一六），一九一三年摄于他在下比利牛斯的波城的城堡平台。母亲三十四岁时的彩色粉笔画像（60厘米×40厘米），列昂·巴克斯特一九一〇年画于我们圣彼得堡家中的音乐室。此处的复制品是在他的监督下于同年画成的。画她线条起仗的唇形时画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有时把母亲为他坐着画一次的时间全都花在一个细节上。其结果是画像酷似母亲，而且这幅画还代表了他艺术发展中的一个有趣的阶段。我父母还拥有一些他为芭蕾舞《天方夜谭》画的水彩素描作品。大约二十五年以后，亚历山大·贝努瓦在巴黎告诉我，在苏维埃革命后不久，他把所有巴克斯特的作品以及他自己的一作品，如《布列塔尼的雨天》，都从我们的住宅运到了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
然后来的是一位波兰人。他是个英俊的医学院学生，有水汪汪的褐色眼睛和油亮的头发，看上去很像法国演员麦克斯·林德，一个很受欢迎的电影喜剧演员。麦克斯从一九〇八年待到一九一〇年，在圣彼得堡冬季的一天赢得了我的敬佩。那天早晨我们正和平时一样在散步，突然，一阵骚动打断了我们。挥动着皮鞭、神色凶狠愚蠢的哥萨克们正面对着激动的人群驱策他们腾跳着的打着响鼻的矮种马。雪地上黑乎乎地躺着许多帽子和至少三只高筒橡皮套鞋。一瞬间，似乎其中一个哥萨克在朝我们逼来，我看见麦克斯从里面的一个口袋里半抽出了一把小型自动手枪，我立刻就爱上了它——但遗憾的是，混乱平息了。有一两次，他带我们去看望他的哥哥，一位消瘦的、享有很高声誉的罗马天主教神父，当麦克斯和他用一连串咝擦音很重的波兰语讨论政治或家庭问题的时候，他苍白的手心不在焉地在我们小小的希腊天主教徒的脑袋上移动着。我心目中清楚地浮现出了一个夏日父亲和麦克斯在乡间比枪法的场面——用手枪子弹把我们林中的一块生了锈的“禁止打猎”的牌子打得千疮百孔。他，这个令人愉快的麦克斯，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家伙，因此当他抱怨偏头痛，懒洋洋地拒绝和我一起踢足球，或者到河里去游一会儿泳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很吃惊。现在我知道了，那年夏天他正和一个房产在十二英里之外的有夫之妇私通。白天有空的时候，他会偷偷到狗舍去喂我们用锁链锁着的看家狗，想要哄骗它们。这些狗会在夜里十一点钟被放出来在宅子四周转悠，他在夜深人静之时溜到灌木丛去的时候需要面对它们，而他的盟友，我父亲的波兰贴身男仆，已经偷偷为他在灌木丛里准备好了一辆自行车，附件一应倶全——按铃、气筒、棕色的皮工具箱，甚至裤腿夹。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和起伏不平的林中小道会把迫不及待的麦克斯带到偏僻的幽会处所，一所打猎用的木屋——符合文雅通奸的伟大传统。黎明时分的清冷薄雾和四条健忘的丹麦大狗会看到他骑车回来，早晨八点，新的一天就开始了。我不知道那年（一九〇九年）秋天，当麦克斯离开他每夜战绩的场所，陪我们第二次到比亚里茨去，是不是感到了某种解脱。他虔诚地、忏悔地请了两天假，和漂亮而放荡的爱尔兰姑娘一起去了卢尔德，她是我在海滨最要好的玩伴科莱特的家庭教师。麦克斯第二年弃我们而去，到圣彼得堡一家医院的X光部门工作。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据我所知，他成了波兰医学界一个相当有名的人物。
我们的拼读老师是个木匠的儿子。在下面的一系列幻灯片里，第一张显示的是一个我们叫他奥多的年轻人，一位希腊天主教助祭的开明的儿子。在一九〇七年那个凉爽的夏季，他和我及弟弟散步的时候，披一件拜伦式的带S形银搭扣的黑斗篷。在巴托沃树林的深处，在靠近一条小溪、据说一个被绞死的人的鬼魂出没的地方，奥多会进行一场相当亵渎神明的愚蠢表演，每一次经过那个地方，弟弟和我都吵着要他表演。他一面低着头，用怪异的、吸血鬼的样子摆动他的斗篷，一面缓慢地绕着一棵阴森的山杨树蹦跳。一个雨天的上午，在这场仪式中他的香烟盒掉了，在帮助他寻找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两个新出现的阿穆尔天蛾的样本，在我们地区很少见——丝绒般光滑、紫灰色的可爱小生灵——在平静地交配，用像裹着绒鼠毛的腿紧抓着树根旁的青草。那年秋天，奥多陪我们一起到了比亚里茨，几个星期后突然离去，在枕头上留下了我们送给他的礼物，一把吉列牌安全剃刀，和别在上面的一个条子。我很少会搞不太清楚究竟一个回忆是我自己的，还是从别人那儿来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确实感到踌躇，特别是在很久以后，母亲在缅怀往事的心情下，常常饶有兴味地提到她无意中点燃的火焰。我似乎记得通向客厅的门半开着，就在里面，在地板中间，奥多，我们的奥多，跪伏在我年轻、美丽、惊呆了的母亲面前绞着双手。我似乎在脑子里用眼角的余光看见了奥多起伏的肩头周围浪漫的斗篷的波动，这个事实表明，我已经把先前林中舞蹈的某些东西转移到了我们比亚里茨公寓的那个模糊不清的房间里了（公寓的窗子下面，在广场用绳子拦出来的一片地方，西吉斯蒙德·勒日瓦欧，当地的一位气球驾驶员，正在给一个巨大的奶黄色气球充气）。
下一张图片看上去好像是颠倒地放映在银幕上了。上面是我们的第三个男教师正在拿大顶。他是魁梧的、健壮得令人生畏的列特，他倒立着用手行走，举起巨大的重物，耍哑铃，一眨眼的工夫能使一大间屋子里充满了相当于一支警卫部队造成的汗臭。当他认为应该为了某个小小的不端行为（我记得，比方说，让一粒小孩玩的弹球从上一层楼梯平台落在了他吸引人的、看起来很硬的头上）惩罚我的时候，他会采取出色的教师式的方法，建议他和我都戴上拳击手套小小地对打一番。于是他会对着我的脸准确而令人无比疼痛地猛击一拳。虽然比起女士想出来的诸如让我把谚语Qui aime bien， châtie bien抄上两百遍、写得手发麻的pensums来，我宁愿这样，但是在风波迭起的一个月后他离开之时，我并没有想念这位好人。
天主教徒走后来了新教徒——一位犹太血统的路德派教徒。在这里他不得不以兰斯基的名字出现。我弟弟和我在一九一〇年末和他一起到德国去了，次年一月份回来开始在圣彼得堡上学以后，兰斯基继续在我们家待了大约三年，辅导我们的家庭作业。正是在他的统治期间，从一九〇五年冬天起就和我们在一起的女士最后放弃了和入侵的莫斯科人的斗争，回洛桑去了。兰斯基出身贫寒，喜欢回忆从他在黑海边故乡的高级中学毕业到进入圣彼得堡大学期间，他从布满砂石的海滩上捡来石头，在上面画上明亮的海景做装饰，然后作为镇纸出售，自食其力。他有一张椭圆形的粉红色的脸，睫毛很短，一副无框夹鼻眼镜后面是古怪的毫无遮蔽的眼睛，以及剃光的淡青色脑袋。我们立刻就发现了有关他的三件事：他是一个出色的老师；他没有任何幽默感；而且和我们过去的家庭教师截然不同，他是一个我们需要加以保护的人。我们的父母在的时候他具有的安全感，一旦他们离开，就可能在任何时候被我们的姑姑们的某种爆发击得粉碎。对于她们来说，父亲针对对于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以及其他政府措施所写的激烈的文章只不过是一个任性的贵族的异想天开的念头。我常常在无意中听见她们憎恶地讨论兰斯基的出身和我父亲的“荒唐的实验”。在发生了这种情况以后，我会非常无理地对待她们，然后在僻静的马桶间里失声痛哭。倒不是我特别喜欢兰斯基。他那干巴巴的嗓音、他的洁癖、他不断用一块特别的布擦眼镜、或用一种特殊的小物件修指甲的样子、他那迂腐得正确的言辞，都有种使人不快的东西；也许最主要的，是他清晨古怪的习惯：大步走到最近的水龙头（似乎是刚下床，但是已经穿上了鞋子和裤子，背后垂着红色的裤子背带，一件奇怪的网子一样的背心裹在汗毛很重的躯干上），在那儿，他的洗礼仅限于彻底浸透他粉红的脸、发青的脑瓜和肥胖的脖子，跟着是某种痛快淋漓的俄国式的擤鼻子，然后他以同样的果断，不过现在头上往下滴着水，半瞎地大步走回卧室，他在那儿一个秘密的地方藏了三条神圣不可侵犯的毛巾（顺便提一句，他是如此brezgliv——用的是这个词无法翻译的俄语含义——以至于在碰过钞票或栏杆后都要洗手）。
他对我的母亲抱怨说，谢尔盖和我是小外国佬、怪物、纨绔子弟、势利小人，我们对于像冈察洛夫、格里戈罗维奇、柯罗连科、斯坦尤科维奇、马明-西比尔雅克以及其他令人感到昏沉的讨厌鬼（可以和美国的“地区性作家”媲美），拿他的话来说，是“病态的漠不关心”，据他说，这些人的作品“使正常的男孩子着迷”。令我无名恼火的是，他建议我的父母让他们的两个儿子——三个更小的孩子不在他管辖范围之内——按一种更为民主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意思是，例如在柏林，从阿德龙饭店搬到一条死气沉沉的小巷里的阴暗的膳宿公寓中的一套巨大的房间里住，乘坐摇晃颠簸、地面肮脏、充满了陈腐污浊的雪茄烟雾的快车，取代铺着长绒毛地毯的国际特快列车。在国外的城市，以及在圣彼得堡，他会一动不动地站立在商店前面，好奇地看着我们全然不感兴趣的货物。他快要结婚了，除了工资之外一无所有，正以极端的巧妙和谨慎规划着未来的家庭。时而，轻率的冲动打乱了他的预算。有一天他注意到一个肮脏不整的丑老婆子在一家女帽店里贪婪地看着一顶陈列在那儿的带鲜红羽毛的帽子，就买下来给了她——又费了好大的劲才摆脱了这女人。给自己添置东西的时候，他力求慎而又慎。当他分析在心里面为他的妻子和他自己准备的那套温馨然而节俭的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弟弟和我耐心地听他讲述他详尽的白日梦。有时候他的幻想会翱翔太空。有一次它落在了亚历山大店的一盏昂贵的吊灯上，这是圣彼得堡一家出售相当乏味的中产阶级小装饰品的特色商店。他不愿让商店猜到他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兰斯基说只有我们发誓控制住自己、不直接注视那东西从而引起不必要的注意，他才带我们去看。他做好了各种预防措施后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可怕的青铜章鱼下面，他唯一用来表明这就是那向往已久的物件的是一声带着嗬嗬声的叹息。他以同样的谨慎——踮着脚尖行走、窃窃私语，为的是不要惊醒命运的巨人（他似乎认为它对他怀有私怨）——把我们介绍给他的未婚妻，一个娇小优雅的年轻女子，有一双受惊的瞪铃般的眼睛，黑色的面纱上带着紫罗兰清馨的香气。我记得我们是在波茨坦街和普里瓦特街的拐角处一家药店附近见到她的，我们的膳宿公寓就在这条遍地枯叶的狭窄的普里瓦特街上，他恳求我们，替他把未婚妻在柏林的事情在父母面前保密。药店橱窗里的一个机械人体模型正在做着刮胡子的动作，有轨电车发出刺耳的声音经过，而这个时候天开始下雪了。
接着来的是一位乌克兰人，一个有黑色八字胡和灿烂笑容的精力旺盛的数学家。他和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九〇七到一九〇八年冬天的部分时间。他也有自己的才艺，其中特别吸引人的是使硬币消失的戏法。一枚硬币，放在一张纸上，用一个平底玻璃杯盖上，立即就消失了。拿一只普通的酒杯。把一张圆形的纸整齐地糊在杯口上。纸上应该画上直线（要不然有图案也行）——这会加强幻觉。在一张画着相似直线的纸上放一个小硬币（一枚二十戈比的银币就可以）。迅速把平底玻璃杯轻轻移放在硬币上，注意让两套直线或图案吻合。图案的叠合是大自然的奇迹之一。在那个小小的年纪，大自然的奇迹已经开始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在一个他休息的星期日，这个可怜的魔术师倒在了大街上，被警察塞进关着一打醉汉的冰冷的牢房里。其实他是犯了心脏病，几年以后因为这个病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