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吧，啊莫雷利亚，鹰般的生活多么可怕
我还遇见了其他许多俄国流亡作家。我没有见到过英年早逝的波普拉夫斯基，他是近处的巴拉莱卡琴中的一把遥远的小提琴。
我对好作品的热情使我和国外的各色俄国作家有着密切的联系。那时我年轻，对文学的兴趣比现在要强烈得多。当时流行的散文和诗歌，璀璨的行星和黯淡的星系一夜又一夜地从我顶楼的窗前飘过。有年龄和才能各不相同的独立作家，有作家的小团体和派系，里面一些年轻的或者年少的作家，有的很有天分，聚集在一位卖弄哲学大道理的评论家周围。这里面最为重要的人是超常的智能和平庸的道德的结合体，对现代俄罗斯诗歌具有一种不寻常的有把握的鉴赏力，而对俄罗斯经典作品的知识却是支离破碎的。他的小团体认为，仅仅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否定和具有西方民主的一般理想都不足以建立起一种流亡文学能够依靠的哲学。他们就像被囚禁的瘾君子渴望得到他宠爱的天堂一样渴望有自己的教义。他们可怜巴巴地羡慕俄国的神秘主义如此明显缺乏的，而巴黎的罗马天主教团体具有的成熟的深奥。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蒙蒙细雾无法和新托马斯主义思想相抗衡；但是难道就没有其他的途径了吗？他们发现，对一种信仰体系的渴望，在某种被接受的宗教的边缘上的不断摇摆，产生了一种本身特有的满足。只是在很久以后，在四十年代，这些作家中的某些人才终于发现了一个明确无误的、可以用多少有些屈从的姿态滑下来的斜面。这个斜面就是热烈的国家主义，它可以称一个国家（此处是斯大林的俄国）是好的、可爱的，仅仅因为它的军队打胜了一场战争。然而在三十年代早期，国家主义的这面峭壁只是被隐隐地意识到，这些神秘主义的传播者仍然在安享那不稳定的悬置状态造成的激动之中。他们对待文学的态度是奇怪的保守；对于他们来说，首要的是拯救灵魂，其次是相互吹捧，最后才是艺术。今天回头一看，你会注意到这个令人惊奇的事实，这些在国外的自由的纯文学作家们在模仿国内的被束缚的思想，他们认定，作为一个团体或时代的代表要比做一个个体的作家更为重要。
另一个独立作家是伊凡·蒲宁。比起他著名的散文体作品来，我总是更偏爱他少为人知的诗歌（它们在他作品的体系中的相互关系使人想起哈代的情况）。那时候，我发现个人衰老的问题使他极为心烦意乱。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得意地说他的体态比我好，尽管比我大将近三十岁。他正处在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愉快气氛之中，邀请我到巴黎某个奢华而时髦的就餐去处去谈谈心。遗憾的是，我恰恰对餐馆和咖啡厅有一种病态的厌恶，特别是巴黎的——我讨厌人群、备受折磨的侍者、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用味美思酒调制的饮料、咖啡、涂鱼子酱的小三明治和烟熏香肠等的拼盘、夜总会里的表演等等。我喜欢以斜靠着的姿势（最好在长沙发上）并且在静默中吃一点东西、喝一点酒。谈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忏悔也不是我感兴趣的。我没有对在童年时代吃够了的花尾榛鸡做出反应，这使得蒲宁，一个充满活力的、具有丰富和不文雅的词汇的老先生感到迷惑不解，我拒绝和他讨论世界末日论的问题使他恼怒。那餐饭快要吃完的时候，我们相互已经彻底厌倦了对方。“你会在极度的痛苦和完全的孤独中死去，”我们向衣帽间走去的时候蒲宁尖刻地说道。一位妩媚动人、样子虚弱的姑娘接过我们的大衣寄存牌，不一会儿就抱着大衣倒在低矮的柜台上。我想要帮助蒲宁穿上他的插肩式大衣，但是他张开手做了一个傲慢的手势阻止了我。我们表面上仍在拉扯着——现在他拼命想要帮我穿——进入了巴黎冬日暗淡的萧瑟之中。我的伙伴正要扣上领子的时候，突然一种惊奇和痛苦的神情扭曲了他英俊的脸。他小心翼翼地解开大衣，开始拽在腋下的什么东西。我去帮他，终于我们一起从他的袖子里拽出了我的羊毛长围巾，那姑娘把围巾塞错了大衣。围巾一英寸、一英寸地出来；活像除掉木乃伊身上的包裹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慢慢地绕着对方转，受到三个街头妓女不堪入耳的取笑。然后，当行动结束以后，我们一言不发地走到了街角处，握手告别。此后我们常常见面，但总是有别人在场，一般是在I·I·方达明斯基的家里（一位道德高尚的、勇敢的人，他对俄国流亡文学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大，后来死在一座德国监狱里）。不知怎的，蒲宁和我采用了一种戏谑而又相当抑郁的谈话方式，是美国式“开玩笑”的俄国品种，这妨碍了我们之间任何真正的交流。
我在自己用俄语写的小说、特别是其中最好的一部（最近以英语出版，书名《天赋》）中已经充分地说到了流亡生活的忧伤和辉煌；但是在这里很快地扼要重述一下可能会提供一些便利。除了极少的几个例外，一切思想自由的具有创造力的人——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等——都离开了俄国。那些没有离开的人不是在那里凋零了，就是服从国家的政治要求而玷污了自己的才能。沙皇们从来没有能够做到的，即按照政府的意志对思想进行彻底的控制，这个国家在知识分子的主要队伍逃往国外或被消灭之后立刻就做到了。幸运的移居国外的这群人现在能够这样安然无恙地从事自己的事业，以至于，事实上他们有时自问，他们这种享受着绝对的思想自由的感觉，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在一个绝对的真空中工作的缘故。的确，在流亡者中有着足够的好的读者，有理由使俄语的书籍杂志得以在柏林、巴黎及其他城市以相对较大的规模出版；但是既然这些作品都不能在苏联境内发行销售，整个事情就具有了某种脆弱的不真实的气氛。书种的数量比任何一个作品销售的数量要大，出版公司的名字——猎户座、宇宙、理性等等——有着出版占星学或性生活常识的作品的公司所具有的狂热的、不牢靠的、而且有点不合法的外表。然而平静地回顾起来，单从艺术和学术标准来衡量，流亡作家在真空中创作的作品在今天看来，无论具体的书有着什么缺点，似乎要比在同样的年代中出现的、由一个父亲般的国家提供墨水、烟斗和套头衫的年轻的苏维埃作家们所写的那些毫无独创性的、少有的褊狭和陈腐的政治意识流的作品都更持久、更适合人类的消费。
由于他们的作品在国外发行量很小，即使是老一辈的、名声在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巩固确立了的流亡作家，也不能指望自己能够靠作品生活。为一家流亡报纸每周写一篇专栏向来不够让人吃饱肚子再写文章。偶尔，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会带来意外的一笔钱；不过，除此之外，各种流亡组织的资助、公开朗诵的收入和极为慷慨的私人慈善赠与使得上年纪的作家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年纪轻一些的、不那么有名但却更能适应环境的作家靠从事各种职业获得偶尔的补贴。我记得我教过英语和网球。我耐心地挫败了柏林商人顽固地把“business”说成和“dizziness”押韵的习惯；我像一个灵巧的机器人，在漫长的夏日缓慢移动着的云朵下面，在覆盖着尘土的网球场上，把一个又一个球喂给网那边他们晒得黑黑的、剪着短发的女儿们。我从我的俄语版《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挣了五美元（在德国通货膨胀期间是相当的一笔钱了）。我帮助编纂了一本外国人学俄语的语法书，里面的第一个练习是以Madam， ya doktor， vot banan（夫人，我是医生，这是香蕉）开始的。最棒的是，我曾为一家流亡者的日报、柏林的《舵手》编制最早的俄语纵横填字谜，我给它取名叫krestoslovitsï。我发现，回忆那段不正常的生活给我一种古怪的感觉。写书籍护封上简介的人深爱的是一个年轻作家（写关于生活和思想的——这当然比仅仅是“艺术”要重要得多了）干过的一系列多少带点现实性的工作：报童、卖冷饮的、修士、摔跤手、炼钢厂工头、公共汽车司机，等等。唉，这些职业里没有一个是我干过的。
弗拉季斯拉夫·霍达塞维奇在二十和三十年代总是抱怨，说年轻的流亡诗人借用了他的艺术形式，却又在流行的angoisse灵魂重塑上追随一些主要的派系。我对这个牢骚满腹的人逐渐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他是由冷嘲热讽和金属般的天才铸就的，他的诗歌和邱特切夫或勃洛克的诗歌一样，是个复杂的奇迹。他看上去病恹恹的，鼻孔带着轻蔑的神情，眉毛蓬松悬垂，他在我的脑海中出现时，从来没有从坐着的硬椅子上站起来过，他瘦削的腿交叠着，两眼闪烁着恶意和睿智，细长的手指把半支未经干燥处理的黑色烈性烟草的香烟转动着塞进烟嘴里。现代世界的诗歌中很少有能比得上他的《沉重的七弦竖琴》里的诗歌的，但是，对于他的声名来说，遗憾的是，他在用言语表达他的厌恶的时候，一味毫无掩饰的坦率使他在最强有力的批评界的小集团里树立了一些可怕的敌人。不是所有的神秘主义的传播者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阿辽莎们；在小团体里也还有几个斯梅尔贾科夫们，而霍达塞维奇的诗歌就在报复性喧闹的彻底性中被故意贬低了。
我觉得，一个超脱的观察者要取笑这些几乎无法触摸到的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们在外国的城市里模仿一个死亡了的文明，模仿一九〇〇至一九一六年（即使在那时，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它们听起来就像是公元前一九一六至公元前一九〇〇年）之间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那遥远的、几乎是传奇式的、几乎是苏美尔式的幻景。但是，至少他们和从俄罗斯文学存在之时起的大多数俄国重要作家一样是叛逆者，流亡作家们忠实于他们的正义和自由感所渴望的这种反叛状态，和当年在沙皇压迫之下的渴望同样强烈，他们认为受到过分照顾的苏联作家的行为、这些作家对政府的每一个法令的每一层含义的奴性十足的反应是极端非俄罗斯式的和为人类所不齿的；因为奴颜婢膝的艺术在那里正和政治警察的日益增强的效率严格地成正比发展，成功的苏联作家是那个灵敏的耳朵早在官方建议尚未被大吹大擂之前就捕捉住了有关它的窃窃私语的人。
和流亡生活的流动性和戏剧性相一致的、具有相当特点的一面，是那些在私人家中或租用的大厅里进行的文学朗诵会的反常的频繁。各种类型的表演者非常清晰地在我脑子里进行着的木偶戏中呈现出来。有那个眼睛像宝石的人老珠黄的女演员，她把一团紧捏着的手绢在火热的嘴上压了片刻后，开始将某段著名的诗篇置于她缓慢清澈的声音的半剖析半爱抚的作用之下，以唤起对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怀旧的共鸣。有那个无可救药的二流作家，他的声音艰难地在韵律散文的迷雾中跋涉，他把读完的每一页塞在还没有读的纸页下面，这样他的手稿在整个朗诵期间都保持着可怕而又可怜的厚度，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你都能够看见他可怜的、笨拙的，但是小心翼翼的手指的紧张的颤抖。有那个年轻诗人，他的嫉妒的兄弟们不禁在他身上看到令人不安的一丝天才的影子，和臭鼬的条纹一样引人注目；他挺直地站在台上，脸色苍白，目光呆滞，手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将他维系在这个世界上，他会把头一仰，用令人很不愉快的起伏的声音吟诵他的诗歌，在结尾处突然停下，砰地关上了最后一行诗的大门，等待着掌声填满那一片静寂。有那个上年纪的亲爱的老师，将他读了无数遍的绝妙故事的一个又一个精彩部分娓娓道来，而且总是以同样的态度，一脸挑剔厌恶的表情，和他的文集的扉页上那张相片中他高贵的布满皱纹的脸上的表情一样。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回荡的音调，也永远不会原谅自己那篇火爆性子的评论，我在里面因他尚未成熟的诗歌中的小毛病抨击了他。我遇见了聪明、拘谨、令人愉快的阿尔达诺夫；衰老的库普林，小心地拿着一瓶廉价葡萄酒穿过雨中的街道；埃亨瓦尔德——俄国版本的沃尔特·佩特——后来死于有轨电车轮下；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一个双重间谍的妻子，天才的诗人，在三十年代后期回到俄国，死在了那里。但是最使我感兴趣的作家自然是西林。他和我是同一代人。在流亡中产生的年轻作家中，他是最孤独和高傲的一个。从他的第一部作品在一九二五年出版开始，在此后的整个十五年中，直到他奇怪地出现，同样又奇怪地消失为止，他的作品不断引起评论家激烈的而且是相当病态的兴趣。正如一八八〇年代旧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时评家会谴责他对社会的经济结构缺乏关心一样，流亡文学的神秘主义的传播者们责备他缺乏宗教上的洞察力和道德上的关注。有关他的一切必然会冒犯俄国的社会习俗，特别是俄国的那种举止得体感，就像——比方说，今天一个美国人在享有殊荣的苏联军人面前恰巧两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懒洋洋地溜达是一种很危险的冒犯一样。相反，西林的崇拜者们又强调了、也许是过分地强调了他的与众不同的风格、出色的精确、有效的意象，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坚实的直接明确的俄国现实主义下抚育成长并称颓废派艺术家的虚张声势是欺骗的读者们，钦佩他的清晰但古怪地令人产生误解的句子所具有的镜子般的角度，以及这样的事实，即他作品的真正生命流淌在他的修辞手段之中，有一个评论家将此比做“向连成一片的世界开启的窗子……一个转动着的必然结果，一系列思想的影子”。西林，用一个趋向保守的明喻来形容，像一颗流星划过流亡的黑暗天空消失了，在身后只留下了一种模糊的不安感。
《舵手》日报的编辑（也是我最早的一些作品的出版者）约瑟夫·弗拉基米洛维奇·黑森极其宽容地允许我用自己不成熟的诗作填补他的诗歌栏。柏林的忧伤的黄昏，街角开花的栗子树，轻浮，贫困，爱情，微带橘黄色的商店中过早点亮的灯光，以及对仍然新鲜的浓烈的俄罗斯气味的肉体上的痛苦渴望——所有这一切都放进韵律之中，抄写出来，送到了编辑的办公室，在那儿，眼睛近视的黑森会拿着这首新的诗作贴到脸前，在这个短暂的、多少是触觉的认知行为后把它放在办公桌上。到一九二八年的时候，我的小说的德文译本开始带来一些收入，在一九二九年的春天，你和我到比利牛斯山去捕蝶。但是只是在一九三〇年代末我们才永远地离开了柏林，尽管早在那之前，我经常到巴黎去为公众朗诵我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