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你紧紧搂住她的时候，她（猛捏）
从我先于他走进的课室里，可以听到他有力脚步声砰砰地越来越近，而且，无论天气多么寒冷，他大步走进来的时候，和善的红脸上都满是汗水。我记得他用最圆的圆体字写下我第二天课程的预习任务时，他紧按在墨水四溅的钢笔上的惊人的力量。通常，在课快上完的时候，我们会要求他背诵某一首五行打油诗，他会同意这样做。这场表演的关键是，在伯恩斯先生背诵诗行时，每当诗句里有“尖叫”这个词，他就使劲猛捏握在他粗壮的爪子里的那只手，要你自己情不自禁地把它演出来：
母亲的闺房里有一扇凸肚窗，可以方便地眺望莫斯卡亚街朝玛利亚广场方向的一段。嘴唇紧贴着遮住窗玻璃的薄纱窗帘，我会逐渐透过纱帘尝到玻璃寒冷的滋味。几年以后，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从这扇凸肚窗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战斗，并且第一次看见了死人：他被放在担架上抬走，从他垂着的一条腿上，一个鞋子破烂的同志不顾抬担架的人的推打，不断使劲想把靴子拽下来——而这一切都是在相当快的小跑中进行的。但是在伯恩斯先生给我上课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可看，只有黑暗模糊的街道和它逐渐远去的一排高悬的街灯，雪花在街灯周围以优雅的、几乎是故意放慢的动作一阵又一阵落下，似乎是在显示这戏法是怎么变的，变起来又是多么简单。从另一个角度，你可以在煤气灯较为明亮的微带紫色的光圈中看到更多的雪片纷纷落下，这时，我站立其中的、包围起来的突出的小空间就仿佛像个气球，慢慢地向上飘去，越飘越高。最后，沿街滑行的幻影雪橇中会有一辆停下来，戴着狐皮无檐帽的伯恩斯先生会笨拙而匆忙地向我们的大门走来。
背到这里，我们总是痛得无法忍受，所以从来没有能够再往下背过。
这些人里面有模糊不清的雷切尔小姐，我对她的记忆主要与亨特利和帕默牌饼干有关（在包着蓝纸的马口铁盒的上层是好吃的杏仁硬糖块，下面是淡而无味的脆硬的饼干），在我刷了牙齿以后她不当地和我一起吃起来。有克莱顿小姐，当我垂头弯腰地坐在椅子里的时候，她会捅捅我脊柱的中央，然后微笑着挺起自己的胸，表示她对我的要求：她告诉我她的一个侄子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四岁）养过毛毛虫，但是她给我捉了放在装有荨麻的敞口罐里的那些，却在一个早晨全逃走了，园丁说它们都吊死了。有黑头发、海蓝宝石色眼睛的可爱的诺科特小姐，她在尼斯还是博略丢失了一只白色小山羊皮手套，我曾在那儿的卵石海滩上，在彩色的鹅卵石和被海水磨光了的灰绿色的玻璃瓶碎块间徒劳地寻找过。一天夜里，在阿巴集亚，可爱的诺科特小姐被要求立刻离开。她在儿童室的曙光中拥抱了我，身穿灰白色雨衣，哭得像巴比伦的柳树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一样，那天，我整天伤心欲绝，尽管彼得森家的老保姆专门为我冲了一杯热巧克力，还有额外的涂了黄油的面包，纳塔姑妈巧妙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面包平滑的表面画了一朵雏菊，然后画了只猫，接着又画了我和诺科特小姐一起读到过而且还为之流了眼泪的小美人鱼，因此我又开始哭了起来。有眼睛近视、身材娇小的亨特小姐，一天，我和弟弟（年纪分别是五岁和四岁）设法登上了一条汽船而躲过了她紧张的警戒，汽船载着我们沿莱茵河而下走了相当一程后我们才被抓住，从那天以后，她在威斯巴登和我们短暂的相处就结束了。有粉红鼻子的罗宾逊小姐。又是克莱顿小姐。有一个给我读玛丽·科莱里的《强大的原子》的让人讨厌的人。还有别的许多人。在某一时刻，她们逐渐退出了我的生活。法国和俄国家庭教师接了过去；留给英语对话的那一点时间给了偶尔来上课的两位绅士伯恩斯先生和卡明斯先生；他们俩谁也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和圣彼得堡的冬季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那里的莫斯卡亚街上有一所住宅。
伯恩斯先生是个大个子苏格兰人，有一张红润的脸，浅蓝色的眼睛和平直的稻草色的头发。他上午在一所语言学校教书，然后在下午塞进了一天都难以容纳的家教课。像他这样从城市的一个地区赶到另一个地区，不得不依靠没精打采的拉izvozchik（马车）的马匹缓慢地小跑着把他带到学生那里，幸运的话，两点钟的课（不管上课的地方在哪儿）他会仅仅迟到一刻钟，但是四点钟的课他就要在五点以后才能到达。等待他并希望哪怕一次，他那超人的顽强会在某场特殊的像一堵灰墙般的暴风雪面前受到挫折，其间的紧张感觉是人们盼望在成年生活中永远不要遇到的（但是我确实再度体验到了这种感觉，当在环境迫使下，轮到我也要去教课的时候，我在柏林那间备有家具的出租房里等待某个脸上冷冰冰的学生，尽管我在心里给他在路途上设置了种种障碍，他却总是会出现）。
隆冬一个严寒的下午，深棕色的昏暗袭入室内，逐渐变成令人压抑的黑色。黑暗中，这儿或那儿，一个铜拐角、玻璃或光滑的红木的表面反射出街上零星的灯光，街心高高的街灯的球形灯罩内已经发出了微弱的亮光。薄雾般的影子在天花板上移动。在寂静之中，一片菊花瓣落在大理石桌面上的干涩的声音使人神经一震。
她（猛捏）了又（猛捏）……
外面越来越暗的天色似乎是伯恩斯先生争取赶到我们家的努力的无用的副产品。不久，贴身男仆会来放下宽大的蓝色遮帘，拉上窗子的印花窗帘。上课房间里的落地大摆钟发出的滴答声逐渐带上了沉闷的、令人烦躁的声调。短裤的裆部太紧，黑袜子上的罗纹毛糙地磨着我弯起的腿的柔嫩的内侧，这些会和我一再拖延不去解决的隐约的内急混在一起。几乎过了一个小时，而还是没有伯恩斯先生的踪影。弟弟会到自己的房间去，在钢琴上弹个练习曲，然后一而再地投入到我厌恶的一些曲调中去——《浮士德》中对假花的教导（…dites-lui qu'elle est belle…），或者弗拉基米尔·连斯基的哀诉（…koo-dah， koo-dah， koo-dah vïudalilis'）。我会离开孩子们住的楼上，慢慢顺楼梯栏杆滑到父母房间所在的二楼。这个时间他们往往不在家，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这地方以一种奇特的目的决定论的方式影响着我幼小的感官，仿佛在黑暗中这些熟悉事物的积聚正在竭尽全力构成清楚和永久的形象，经过反复的显示最终留在了我的心里。
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英国保姆和女家庭教师，在我重返过去的时候，她们有的苦恼地绞扭着双手，有的难以捉摸地向我微笑着出来迎接我。
有一个俄国来的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