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心全意去爱，别的就交给命运，这是她遵循的简单规则。“Votzapomni〔现在记住〕，”她会用密谋的口气这样说，一边要我注意在维拉的这样或那样可爱的东西——一只云雀在春天一个阴沉的日子飞向酥酪般的天空，炽热的闪电照亮黑夜中远处一排树木，枫叶在棕褐色沙地上铺成了调色板，新雪上一只小鸟楔形的脚印。仿佛是感觉到几年后她的世界中这个有形部分将会消亡，对于分散在我们乡村别墅的各种各样的时间的标记，她培养了一种非凡的意识。她怀着与我现在描绘她的形象及我的过去时同样的怀旧热情，珍视她自己的过去。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继承了一个精美的幻影——无形财产、非不动产的美——后来证实这成了承受以后的损失的极佳训练。她特有的标记和特征对我和对她自己都同样珍贵和神圣。那儿有过去专门为她母亲的特殊爱好而保留的房间，一个化学实验室；那儿，在上坡通向格雷亚兹诺（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村的路边，如我父亲——一个热诚的自行车爱好者爱说的那样，在人们喜欢“不畏艰险骑车”（bïka za roga）的最陡的一段，并且是他求婚的地方，有那棵标志着那个地点的椴树；还有，在那所谓的“老”庭园里的那个废弃了的网球场，现在是一片青苔、鼹鼠丘和蘑菇，在一八八〇和一八九〇年代曾是欢乐的集会的场所（就连她严厉的父亲也会脱掉大衣，估量着舞动那把最重的球拍），但是到我十岁的时候，大自然已经抹去了原来的一切，彻底得就像用一块毡擦去了一道几何题。
夏天她最大的快乐之一是极具俄国特点的消遣hodit'po gribï（找蘑菇）。她的美味收获用黄油炸后再用酸奶油加浓，经常出现在晚餐桌上。并不是说味觉品尝的时刻有多么大的重要性，她主要的快乐是在寻找的过程之中，而这个寻找是有自己的规则的。据此，伞菌是不摘的；她摘的都是在菌类中可以食用的牛肝菌属那一类，被一些人称做“管状蘑菇”、被真菌学家客观地界定为“陆生，多肉，易腐，由中央柄支持的真菌类植物”的蘑菇（黄褐色的edulis、棕色的scaber、红色的aurantiacus，以及其他几种近属）。它们小巧的帽子——在未成熟时坚实，成熟后则粗壮，引人垂涎——有着平滑（不是片状体）的背面和匀整结实的柄。牛肝菌蘑菇经典的简单结构使它们和有着荒唐的菌褶及软塌塌的柄环的“真正的蘑菇”有很大的不同。然而，拥有胆小的味蕾的国家把他们的知识和胃口都局限在后者，即那些平庸和丑陋的伞菌身上，因而，在英美外行的脑子里，贵族类的牛肝菌最多也只是变了样子的伞菌而已。
她会在一条白色的花园长凳附近，把她的牛肝菌按同心圆摊放在花园里的一张铁圆桌上，挑拣数数。把老的、松软灰暗的去掉，留下嫩而脆生的。在仆人把它们包起拿到一个她一无所知的地方，去面对她不感兴趣的命运之前，有那么一小会儿，她会站在那里怀着默默满足的喜欣赏它们。而正像雨天傍晚常常会出现的那样，太阳在落山之前可能会闪出一道火红的光束，就在那儿，在湿漉漉的圆桌上，摆着她的蘑菇，色彩绚丽，有的带着外部植物——一片草叶沾在黏黏的浅黄褐色的菌盖上，或者青苔仍旧包在带黑点的柄的球茎状根部。一只小的尺蠖也会在那儿，像一个孩子的大拇指和食指，度量着圆桌的边缘，并且时不时地向上伸直身体，徒劳地寻找它从中跌落下来的那片灌木丛。
下雨天气会使这些美丽的植物在我们园林里的杉树、白桦树和山杨树下大量出现，特别是在把园林一分为二的车道东边的老园子里。那里背阴的幽深处会汇集使俄国人的鼻孔张大的牛肝菌特殊的浓烈气味——一种由潮湿的青苔、肥沃的土壤和腐烂的叶子混合在一起的令人感到满足的阴湿气味。但是你还是得在湿润的林下灌木丛中扒拉细看上好一阵子，才能找到真正好的东西，例如一丛戴着小帽子的嫩edulis，或者有大理石花纹的那种scaber，并小心地将它们从土里弄出来。
她喜欢所有技巧性的和冒险性的游戏。在她灵巧熟练的手中，一千块的拼图逐渐形成一幅英国狩猎的景象；原来看上去像一条马腿的东西结果是榆树的枝干，一直找不到地方的一块会正合适地填进斑驳陆离的背景中的一个空缺里，给你一种抽象然而是可触知的满足带来的淡淡的兴奋。有一阵子，她非常喜欢扑克牌戏，这种牌戏是通过外交圈子传到圣彼得堡社交界的，因此其中一些组合有好听的法文名字——“三张对”是brelan，“同花”是couleur，等等。当时玩的是常规的“暗扑克”，偶尔玩增加刺激的积累赌注和用小丑做百搭的扑克戏。在城里，她常常在朋友家里玩扑克，一玩玩到凌晨三点，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中的社交消遣；后来，在流亡期间，她常常会想象（怀着和回忆起老德米特里时同样的惊讶和不安）她的车夫皮洛戈夫似乎仍在无尽的长夜的无情的严寒中等着她，尽管，他的情况是，在一间热情好客的厨房里喝加了朗姆酒的茶，必定在缓和那些漫长的不眠夜的等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时候，在庭园的“新”区的尽头已经建起了一个极好的现代化网球场，是由专门从波兰请来的技术熟练的工人修建的。铁丝网把面积很大的黏土网球场的场地和四周开花的草地隔开。经过一夜的滋润之后，球场地面带上一层棕色的光泽，德米特里会用一个绿罐子里的液体白垩重画白线，他是我们的园丁中个子最小、年纪最大的一个，是一个温顺的、总穿着黑靴子和红衬衫的矮子，随着刷子沿着线往下画，他弓起身子，慢慢往后退。一道豌豆树篱（北俄罗斯的“黄色金合欢”）——中间开了个缺口，正对应着球场的网格门——和围住球场的网子以及一条叫做tropinka Sfinksov（“天蛾路”）的小路平行——小路因为黄昏时分飞来拜访沿着面对树篱的路边长着的、同样在中间也有一道缺口的蓬松的丁香丛的天蛾而得名。这条小路形成了一个大T的一横，一竖是一条两旁有和母亲同龄的修长的栎树的小径，穿过（如前所说）整个新庭园。从车道附近T的底部沿着林荫路看过去，可以很清楚地辨认出五百米以外——或者说离我现在所处的地方五十年之遥的那明亮的小缺口。我们当时的家庭教师，或者是父亲，当他和我们一起待在乡间的时候，在我们兴奋激动的家庭双打中总是和我弟弟搭档。母亲把一只小脚向前踏一步，弯下戴着白帽子的头，一丝不苟地发出一个无力的球，按老样子叫喊道：“打呀！”我很容易向她发脾气，而她很容易向拾球的球童发脾气，这是两个光脚的农家孩子（德米特里长着狮子鼻的孙子和马车夫领班的女儿、漂亮的波兰卡的孪生兄弟）。收获时节，北方的夏季变得十分炎热。一身大红的谢尔盖总是用两个膝盖把球拍一夹，吃力地擦眼镜。我看见自己捉蝴蝶的网子靠在球场的围网上——以备万一用得着。沃利斯·迈尔斯关于草地网球的书摊开在一张长椅上，每一次交锋之后，父亲（一个一流的网球手，能发弗兰克·赖斯里式的炮弹式发球和打漂亮的“提拉球”）会卖弄地询问弟弟和我，“随球动作”那优美的状态是否降临到我们头上了。有时候一场大暴雨会把我们挤到球场一角的躲避处，而老德米特里会被派到宅子里去取伞和雨衣。一刻钟后他会抱着山一样的一大堆衣服重新出现在长长的林荫路上，他往前走的时候，随着太阳重新照耀，林荫路上又会闪现出点点豹斑，也就不需要他的大包了。
在阴云密布的下午，母亲会拿着一个篮子（篮子的里侧被什么人的黑浆果染上了蓝色的斑迹），在毛毛雨中独自开始漫长的采集之旅。晚餐前，能看见她从园子小径幽暗朦胧的深处出现，她娇小的身躯和头裹在带帽兜的绿棕色的羊毛披风中，上面无数的小水珠在她周围形成了一种薄雾。当她从滴水的树下走近看见我的时候，她的脸会现出一种古怪的阴郁表情，也许是表示运气不好，但是我知道，这其实是得胜的搜寻者紧张地抑制住、小心地呵护着的幸福感。就在她要到我跟前的时候，她的胳膊和肩膀会突然耷拉下来，并且发出夸大疲劳的“噗！”的一声，让篮子垂下，以强调它多么重和满得多么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