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不再关心政治，而把精力集中在文学上。我把《伊戈尔远征记》（那十二世纪晚期或十八世纪晚期的无与伦比的神秘史诗）中朱红色的盾牌和蓝色的闪电、普希金和丘特切夫的诗歌、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的散文作品，以及那些探索和描写了中亚荒原的伟大的俄国自然主义作家们的作品全都请到了我在剑桥的房间里。在市场的一个书摊上，我意外地碰上了一部俄语著作，一部二手的达里的四卷本《现用俄语解释词典》。我买了下来，并且决定每天至少读十页，匆匆记下可能会特别让我喜欢的字词，我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惧怕由于异族的影响，自己会失去或者讹用我从俄国抢救出来的这唯一的东西——她的语言——这种惧怕变成了十足的病态，比二十年后我感到的、觉得永远不可能把自己的英语散文提高到哪怕稍稍接近于我的俄语水平的那种惧怕要令我苦恼不安得多。我常常一熬熬到大半夜，被几乎是堂吉诃德式的可笑的一大堆大部头书包围着，写一些精雅而又很是死气沉沉的俄语诗歌，不是出自某种活生生的强烈感情细胞的驱使，而是围绕着因其本身的缘故我想要使用的一个生动的词语或言语表象。如果那时我发现了今天如此清楚地看到的，像驯化了的老鼠一样在我的房间里四处奔忙、纠缠着我的各种同时代的（乔治时代）英国诗歌模式对我的俄语结构的直接影响，我会感到震惊的。再想想我付出的劳动吧！突然，在十一月的一天的凌晨时分，我会感觉到那静寂和寒冷（我在剑桥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似乎是最冷也是最多产的）。我在其中看见了一场传说中的战斗的红色和蓝色的火焰已经暗淡下来，像在古老的枞树间的北极日落的哀伤的余晖。但我仍然无法迫使自己上床睡觉，害怕的与其说是失眠，不如说是那不可避免的双倍收缩，是因卧具的寒冷而起，也是因为那叫做下肢不宁性焦虑的奇怪的症状，这是一种痛苦的不安宁状态，肌肉的敏感度令人难以忍受地增加，导致四肢姿势的不断改变。因此我会加上更多的煤炭，在冒烟的黑黑的火炉口上放一张摊开的伦敦《泰晤士报》，把炉子无遮盖的凹处完全挡住，好帮助火焰重新燃烧起来。在绷紧的报纸后面会开始发出一种嗡嗡的声音，报纸则会带上鼓面的光滑和被照亮了的羊皮纸的美丽。不久，随着嗡嗡声变成了怒号，在报纸的中央就会出现一个橙色的圆点，不论是哪段文字恰巧在那个地方（例如，“国际联盟并不拥有一分钱或一杆枪”或“复仇女神对协约国在东欧和中欧的举棋不定已经实行的报复……”），都会以不祥的清晰凸显出来——直到橙色的圆点突然炸裂。这时，燃烧着的报纸，带着解放了的凤凰般的呼呼声，会沿烟囱飞出，加入到群星的行列中去。如果那只火鸟被人看到，就需为此付出十二先令的罚金。
我在剑桥的三年里一次也没有——重复一遍：一次也没有——去过大学图书馆，甚至都没有费心去确定它的位置（现在我知道它的新址了），或弄清楚是否存在着一个学院图书馆，可以把书借回宿舍去看。我逃课。我偷偷到伦敦或别的地方去。我同时和几个人有着恋爱关系。我和哈里森先生的面谈简直糟糕透了。我把二十来首鲁珀特·布鲁克的诗歌、《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罗曼·罗兰的《科拉·布勒尼翁》翻译成了俄语。从学习上讲，我要是上了地拉那的矿冶研究院，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那一帮文学爱好者，内斯比特和他的朋友们，在称赞我夜间劳动果实的同时，却不赞同我所从事的其他各种事情，如昆虫学、恶作剧、女孩子们，尤其是体育运动。我在剑桥从事的运动中，足球一直就像一片受到大风侵袭的空地，处于一段相当混乱的时期。我痴迷于守门。在俄国和拉丁国家中，这项勇武的艺术一直被包围在罕有的魅力的光环中。超然、孤独、冷漠，那出色的门将在街上总有一群着了迷的小男孩跟在身后。作为被兴奋激动地崇拜着的对象，他和斗牛士及王牌飞行员争夺第一位。他的运动衫，他的鸭舌帽，他的护膝，他的露出在短裤后兜外面的手套，使他在球队队员中显得十分突出。他是孤鹰，是神秘的人，最后的守卫者。摄影师们虔诚地一条腿跪下，在他壮观地扑出球门用指尖使一记闪电般低射出的球改变方向的刹那间按下快门，体育场一片欢呼，而片刻间，他直挺挺地在倒下的地方趴着，球门未被攻破。
但是在英国，至少是我年轻时代的英国，全国对自我表现的恐惧和对紧密的团队配合的过于严厉的关注，无益于门将的异乎寻常的技巧的发展。至少这是我对自己在剑桥的运动场上没有大获成功所找出的解释。哦，不错，我有过光辉的、令人振奋的日子——草皮的好闻的气味，大学校际足球赛中那位著名的前锋，闪动的脚尖盘带着那只黄褐色的新球离我越来越近了，然后是有力的射门，幸运的扑救，持久的震颤……但是还有别的、更为值得记忆的、更为隐秘的日子，在阴沉的天空下，球门区里是一片黑泥，足球滑得像葡萄干布丁，而我的头在一夜无眠地进行诗作之后受到神经痛的剧烈折磨。我会严重地漏球——然后从网内取回球来。总算幸运的是，比赛会转到湿漉漉的球场的另一端。一场软绵绵的、令人厌烦的细雨会开始落下，稍稍停顿，然后再继续。低沉的嘎嘎叫声中带着几乎是柔情的低语的落汤鸡般的乌鸦，会围着光禿秃的榆树鼓翅飞来飞去。雾气会积聚起来。这时，球赛会成为在远远的球门附近的许多脑袋的模糊的起伏，可能是圣约翰学院或基督学院的球门，或者不论哪个正在和我们比赛的球队的球门。远处模糊不清的声音，一声叫喊，一声哨音，一声砰的踢球，所有这一切都是绝对的无关紧要，和我无关。与其说我是足球球门的守卫者，不如说我是一桩秘密的守卫者。我两条胳膊在胸前一抱，身子向后靠在左边的门柱上，享受着闭起眼睛的难得乐趣，我会这样倾听自己心脏的跳动，感受隐约的细雨落在脸上和头发里，我听见远处断断续续的比赛声，想象自己是一个在英国足球队员的伪装下的传奇式的外来生命，用没有人能够懂得的语言创作关于一个遥远的国度的诗歌。难怪我不讨别的队员的喜欢。
在比赛后喝茶时吃的茶点热松饼和烤面饼，或在暮色四合的街道上混合在自行车的铃声中的报童伦敦东区口音叫喊的“卖报，卖报！”声，这些当时对我来说比今天似乎更具有剑桥的特性。我不能不意识到，除了突出但多少是短暂的习俗之外，确实存在着比仪典或规律更为深刻的某种剑桥的积淀，许多严肃的校友都试图对此进行界定。我认为这个基本的特性就是，人不断意识到时间延伸的不受约束性。我不知道是否会有人到剑桥去寻找我的足球鞋上突出的防滑钉留在张着大口的球门前黑泥中的印记，或者跟着我方帽的影子穿过四方的院子到我导师的楼梯前；但是我知道，走过这些值得崇敬的墙旁的时候，我怀着比一个旅游者更多的兴奋激动想到弥尔顿，还有马维尔，还有马洛。你看到的任何东西，没有一样从时间的意义上讲是被隔断了的，一切都是进入其中的自然入口，因此你的头脑就逐渐习惯了在一个特别完美和充裕的环境中工作，而且，因为从空间的意义上说，狭窄的小巷、与外界隔绝的草坪、妨碍人通行的幽暗的拱道，对比之下，使得时间那柔软透明的质地备受头脑的欢迎，就好像，即使你对航海没有兴趣，从窗中看到的海景也会使你感到极大的精神上的振奋一样。我对那个地方的历史毫无兴趣，而且相当肯定剑桥对我的灵魂没有任何影响，尽管实际上是剑桥不仅为我特有的俄罗斯思想提供了意外的框架，而且还为之提供了真正的色彩和内在的韵律。环境，我猜想，确实会对生命产生作用，如果在那个生命体内已经有了某种易受影响的微粒或品质的话（我在童年时就吸收了的英语）。我是在即将离开剑桥、我在那里的最后也是最悲哀的一个春季时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这一点的，那时我突然感到，我内心的什么东西和我当时的周围环境有着自然而然的接触，就和我与俄国的过去的接触一样，而这种和谐状态正是在我谨慎地重建我的人造的但出色地精确的俄罗斯世界终于完成的那一刻达到的。我想，我应该为之负责的极少的几件“讲求实际”的行为之一就是使用了那结晶了的材料的一部分，去获得了作为优等生毕业的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