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涅夫斯基大道后，要沿着它开上一大段，在此期间，开心的事是不用费劲就超过某个乘轻便雪橇的披着斗篷的卫兵，他的两匹拉雪橇的黑色牡马呼哧呼哧地吐着气，在防止硬雪块飞到乘客脸上的鲜亮的蓝色防护网下飞奔。左手边的一条名字很可爱的街——商队街——带你经过一个令人难忘的玩具店。然后是西尼泽力马戏场（以其摔跤比赛闻名）。最后，在跨过一条冰封的运河后，车子就开到了莫霍瓦雅街（青苔街）上的特尼谢夫学校的大门前。
能够坐比较新的那辆车意味着兴高采烈地开始这一天。另一个司机皮洛戈夫是个矮胖子，黄褐色的皮肤，和他穿在灯芯绒套服外面的皮衣以及橙褐色的绑腿颜色非常相称。当有什么交通障碍迫使他不得不刹车的时候（他刹车时总是突然以一种奇特的富有弹性的方式伸展开自己），或者当我企图通过那吱吱作响而且不很有效的通话管和他交谈打搅了他的时候，透过玻璃隔板看得见他的粗壮的脖子的背后会变成深红色。他毫不掩饰地偏爱开有三四个季节我们在乡间使用过的结实的欧宝折篷汽车，会开到时速六十英里（想要明白在一九一二年这开得有多么猛，你得把今天速度的膨胀考虑进去）：确实，夏季自由的实质——不用上学的非城市生活——在我的脑子里一直和畅通的减音器排放在长长的公路上的那引擎任性的轰鸣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年，当皮洛戈夫应征入伍后，肤色很深、圆睁着眼睛的齐加诺夫接替了他，他曾是个赛车好手，参加过俄国和国外的各种比赛，在比利时的一次严重的撞车事故中断了好几根肋骨。后来，在一九一七年的某个时候，我父亲从克兰斯基内阁辞职后不久，齐加诺夫决定——尽管父亲极力反对——为了避免大马力的沃尔斯利被充公，把汽车给拆了，把零部件分散藏在只有他才知道的地方。再后来，在一个阴暗悲惨的秋天，随着布尔什维克的优势日益加强，克兰斯基的副官之一向我父亲要一辆结实的汽车，以备总理被迫仓促离开时可能要用；但是我们老弱的奔驰不行，而沃尔斯利已经令人难堪地消失了，如果我仍珍视对这个要求的记忆的话（最近我的这位著名的朋友否认了这件事，但是他的副官肯定是提出过这个要求的），那只是从写作的观点出发的——是因为它在主题上和一七九一年克里斯蒂娜·冯·科尔夫在瓦雷纳事件中的作用产生了有趣的回响。
虽然在圣彼得堡冬天下大雪比，譬如说，波士顿周围地区要经常得多，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夹杂在这个城市的无数雪橇中行驶的几辆汽车，不知怎的似乎从来没有陷入到现代汽车在新英格兰地区一个美好的下雪的白色圣诞节的那种令人讨厌的麻烦中。许多奇怪的力量参与了这个城市的建设。人们会得出结论，认为雪的堆积——沿着人行道的被风吹积成的整齐的雪堆和坚实地平铺在路面上八角形的大木块上的雪——是由街道的几何学原理和雪云的物理学定律之间的某种非神明因素结合造成的。总之，开车到学校从来没有超过一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家在莫斯卡亚街四十七号。然后是奥金斯基王子的府邸（四十五号），然后是意大利大使馆（四十三号），然后是德国大使馆（四十一号），然后是宽阔的玛丽亚广场，进了广场门牌号码递减。广场的北面有一个小公园。有一天，人们在里面的一棵椴树上发现了一个耳朵和一个手指——一个恐怖分子的残骸，他在广场的另一面自己的房间里安装一个致命的小包时失手。那些同样的树木（在珍珠色的雾霭中的银丝图案，背景中浮现出圣以撒教堂的青铜圆穹）也见证过儿童们徒劳地想爬进枝叶间以逃避镇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的马上宪兵队，被任意开枪打落下来。不少这类的小故事都和圣彼得堡的广场及街道有关。
我匆匆沿着原路回去的时候，他会重新戴上他的防护面罩，继续他的跺脚和猛刺。门厅的大壁炉里，木柴发出噼啪的爆裂声，离开这温暖的地方，门外冰冷的空气给人的肺以强烈的震撼。我需要弄清我们两辆汽车中的哪一辆，是奔驰还是沃尔斯利，在等着送我到学校去。奔驰是灰色单排座活顶轿车，是较老的一辆，开车的是沃尔科夫，一个温和的、脸色苍白的司机。比起在它之前的那辆没有特色、没有突出的车头、开起来没有声响的电动双门厢式轿车来，它的线条似乎显然有活力得多；但是，那辆相对较长的黑色英国高级豪华小轿车刚一来到，和他共用车库的时候，就轮到它带上了一种过时的、头重脚轻的样子，引擎罩可怜巴巴地缩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