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从九月十五日开学，课一直上到五月二十五日，中间有几次间歇：一次两周长的学期间的间隔——似乎是为那棵巨大的、树端的星星触及我们最漂亮的客厅的浅绿色天花板的圣诞树腾出位置来——和一周复活节假，放假期间彩蛋使早餐桌上的气氛活跃起来。由于雪和霜从十月份一直持续到四月份，无怪乎我有关学校的记忆一般都明显和冬季有关。
父亲会微喘着从流着汗的红脸上摘下凸面的击剑防护面罩，亲吻我说早安。这个地方把学术和体育、书封面的皮革和拳击手套的皮革令人愉快地结合了起来。沿着排满了书的墙壁放着宽大的皮扶手椅。一个在英国购买的练习拳击用的考究的“吊球”装置——四根钢柱支撑着一块吊着梨形拳击袋的厚木板——在宽敞的房间的一头闪闪发光。这个装置的目的受到了质疑，特别是在它的拳击袋发出的嗒-嗒-嗒的像机关枪一样的声音这一点上，男管家的解释被一九一七年从窗户进来的一些全副武装的街头战士勉强接受，认为是对的。当苏维埃革命使我们必须离开圣彼得堡时，那书房就解体了，但是它的一些残留下来离奇古怪的小东西不断在国外出现。大约十二年以后，我在柏林的一家书店里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这样的流浪儿，上面有我父亲的藏书标志。结果，特别相称的是，这本书是威尔斯的《星际战争》。又过了十年之后，一天，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里发现，在我父亲名下的索引中有一本简明的书目集，那是当开列在里面的有名无实的书仍旧红润光亮地站立在他的书架上的时候，他私人出钱印刷的。
然而他仍旧几乎每天都来，和我父亲斗拳或击剑。我会连皮大衣都没有全穿好就冲过绿色的客厅（在圣诞节过了很久之后，那里还会萦绕着杉树、热蜡和橘子的气味），向书房跑去，从那儿传出来跺脚和刮擦混合的声音。我会在那里看见我的父亲，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因为穿着白色训练服而显得更加高大，在猛刺和闪避，而他那灵敏的教练则在花剑撞击的锵锵声中加进有力的喊叫（“Battez！”“Rtompez！”）。
当伊万第一（有一天突然消失了）或伊万第二（他将会看到我派他去执行浪漫差事的时候）在八点左右来叫醒我的时候，外面的世界仍旧笼罩在北极严寒褐色的昏暗之中。卧室里的电灯带有一种阴沉、刺目的黄疸色彩，刺痛我的眼睛。我会用手托着嗡嗡作响的耳朵，把胳膊支在枕头上，迫使自己做十页没有做完的作业。在我的床头桌上，在有两个青铜狮头的低矮的台灯旁，放着一座别致的小钟：一个直立的水晶容器里面，像书页一样的、有黑色数字的象牙白色的薄片从右向左翻动，每一片停留一分钟，就像在老式电影银幕上的商业广告剧照一样。我给自己十分钟把内容用铁版照相法印在脑子里（如今要用上我两个小时！），然后，比方说，花十几分钟洗澡、穿衣（在伊万的帮助之下）、飞奔下楼、吞下一杯温吞吞的可可——我从它表面的中心揭去了一圈凝结了的褐色起皱的薄层。上午总是塞得满满的，而诸如一位绝妙的、坚韧的法国人卢斯塔罗先生给我上的拳击和击剑这样的课程就不得不中断了。
我十一岁的时候，父亲认为进入特尼谢夫学校可能会给我在家里受到的并仍在接受的家庭教师的教育以有利的补充。这是圣彼得堡最杰出的学校之一，远比它所属范畴中的一般高级中学要年轻、现代化和自由化得多。全部课程包括十六个“学期”（八个高级中学的年级），大约相当于美国中学的后六年加上大学的头两年。我在一九——年一月份入学时，发现自己在第三“学期”，或者说，按美国学制是第八年级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