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的第一套水手装上附带的哨子的一阵尖利而快乐的哨声，我的童年将我召回到那遥远的过去，叫我再一次和我那令人快乐的老师握手。瓦西里·马季诺维奇·热尔诺斯科夫有着蓬松的棕色胡子、正在变秃的头和青蓝色的眼睛，一个眼睛的上眼皮上长了个令人着迷的赘疣。他第一天来的时候，带来了一盒特别吊胃口的方木块，木块的每一面上印着一个不同的字母；他使用这些方块时就好像它们是无比珍贵的东西，说起来确实也是（而且还能够用来给玩具火车搭成绝妙的隧道）。他敬重我的父亲，父亲不久前才重建了村子里的学校，并且使学校现代化了。作为自由思想的老式象征，他引人注目地用一根松垂的黑领带随便地打了个蝴蝶结。当他和我，一个小男孩，说话的时候，使用第二人称的复数形式——不像仆人用时的拘谨，也不像母亲在充满柔情、比如说我发烧或者丢了一个小小的火车乘客（仿佛用单数形式太单薄，承载不了她爱的分量）的时候会用的样子，而是以一个人和另一个他没有熟悉到可以用“thou”说话的人说话时所用的有礼貌的普通口吻。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革命者，在我们乡间漫步的时候他常常会急切地比划着，谈论人类、自由、战争之恶以及炸死暴君的不幸（可是我觉得有趣）需要，有时他会拿出当时很流行的和平主义的作品Doloy Oruzhie！（译自伯萨·冯·祖特内尔的《放下武器》），用冗长乏味的引文来款待我，一个六岁的孩子；我试图反驳：在那个幼小好斗的年龄我为流血辩护，愤怒地保卫我的玩具手枪和亚瑟王骑士的世界。当所有激进分子被无情迫害的时候，热尔诺斯科夫被送到苦役营，但他设法逃到了国外，一九三九年在纳尔瓦去世。
在某种意义上，我能够继续沿着我个人的小路又前进了一段，要归功于他。这是和那乱世中的十年的大路平行的一条小路。当沙皇在一九〇六年七月违反宪法解散了杜马以后，一些议员，包括我父亲在内，在维堡召开了一次反抗的会议，发表了宣言，敦促人民抵制政府。为此在一年半多以后他们被捕入狱。我的父亲被单独囚禁，和他的书、他的折叠澡盆及他的那本J·P·穆勒写的家庭体操手册一起度过了虽说有些寂寞但却是宁静的三个月。母亲到死都保存着他设法让人偷偷带给她的信件——用铅笔写在手纸上的快活的书信（我于一九六五年把这些信发表在罗曼·吉赖恩堡在纽约编辑的俄语评论《空中道路》的第四期上）。他重获自由的时候我们都在乡下，是村里小学的校长指挥了庆祝活动，在父亲从火车站回家的路上安排彩旗（其中一些公然就是红的）和用松针做的拱门及矢车菊——父亲最喜欢的花——花冠欢迎他。我们小孩子们也到村子里去了，我是在回忆起具体的那一天的时候无比清楚地看到了那条闪烁着阳光的河流；那桥，还有某个渔民留在桥的木栏杆上的马口铁罐刺眼的反光；那椴树覆盖的小山和它玫瑰红的教堂及安葬着母亲家的亡者的大理石陵墓；那条通向村子的土路；那在土路和紫丁香丛之间、裸露出片片沙土、长着蓝绿色矮草的一条草地，紫丁香丛后面是摇摇晃晃排成一排的布满圆斑和青苔的木屋；离旧的木结构校舍不远处的新的石砌校舍；以及，当我们的马车很快驶过时从村舍间一声不响高速冲出来的牙齿极白的那只小黑狗，留着它的叫声，等它无声的冲刺将它最终带到疾驶的马车近旁时爆发，这是它最开心的。
伴随俄国灾难性远东战役的终结的，是国内暴烈的动乱。我的母亲没有被吓倒，在国外度假式地生活了几乎一年之后，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圣彼得堡。这是一九〇五年初。国家事务需要我的父亲留在首都；立宪民主党——他是创始人之一——即将于次年在首届杜马中赢得多数席位。那年夏天，在一次和我们在乡间短暂相聚时，他怀着爱国的惊愕确知我和弟弟能够用英语读写，却不会用俄语读写（除了KAKAO和MAMA之外）。于是决定请村子里小学的校长每天下午来给我们上课，带我们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