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是多么小啊（袋鼠的育儿袋就能够将它装下），和人的意识相比，和个人的一个回忆及语言对这个回忆的表达相比，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啊！我可能过分地喜爱自己最早的印象，但是我对它们怀着感激之情是有原因的。它们将我引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视觉和触觉的极乐园。我回忆起一九〇三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卧铺车厢里（可能是在早已消失了的地中海豪华列车上，它的六节车厢的下半部漆成红褐色，窗格是米黄色的），我跪在窗口的一个（略显扁平的）枕头上，怀着难解的极度痛苦，看见远处山坡上有几处神奇的灯光在向我召唤，然后悄悄地落进黑丝绒口袋里：那都是钻石，我后来在作品中将它们送给了我的人物，以减轻财富的重压。可能我设法把卧铺床头很紧的有压印图案的百叶窗松开推了上去，我的脚跟很冷，但是我仍然跪在那儿凝视着外面。没有任何东西比回想那些初始的激动更甜蜜或更奇异的了。它们属于一个完美的童年的和谐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在人的记忆中具有自然可塑的形态，几乎不用什么努力就能够写下来；只有在进行青春期的回忆的时候摩涅莫辛涅才开始挑剔，找起岔子来。不仅如此，我还认为，在储藏印象的能力方面，我这一代的俄国儿童经历了一段天才时期，仿佛是考虑到了将会使他们所熟悉的世界完全消失的大变革，命运通过给予他们比应得的一份更多的东西忠实地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当一切都储藏好了以后，天才就不复存在了，正如发生在别的那些更为特殊的神童身上的那样——漂亮的、头发鬈曲的少年挥动指挥棒，或者驾御巨大的钢琴，他们最后变成了二流音乐家，有着哀怨的眼睛，莫名的疾病，以及隐约地有点畸形的没有男子汉气概的臀部。不过即使如此，个人的种种奥秘继续引逗着回忆录的作者。我既不能从环境中也不能从遗传中找到使我成形的具体工具，那在我生活上压下了某种复杂的水印图案的无名的滚轧机，它那独一无二的图案在艺术之灯被点燃、照亮了生命的全景之时变得清晰可见。
某个大人帮助了我，他先用两只手，然后加上一条有力的腿，把长沙发从墙挪开几英寸，以便形成一个狭窄的通道，再进一步帮我用长沙发的长靠枕严实地封顶上，两头拿几个垫子堵住。这样我就得到了爬过漆黑的隧道的难以置信的乐趣，我在隧道里会逗留一小会儿，听自己嗡嗡的耳鸣声——小男孩们躲藏在满是尘土的地方时如此熟悉的那孤单的震动——然后，在一阵突然的美妙的惊慌下，手脚并用迅速嘭嘭爬到隧道头上，推开垫子，欢迎我的是一把维也纳藤椅下镶木地板上网状的太阳光和两只轮流停落下来的快乐的苍蝇。另外一个隧道游戏更柔和、更具梦幻感。清早醒来后，我用床上的东西做成帐篷，在雪崩般的床单的幽暗中、在似乎从遥远的距离之外穿透我半在阴影中的掩蔽所的微弱的亮光下，听任想象力朦胧地千般驰骋，我想象在那遥远的地方，奇异的白色动物在湖泊地带自由游荡。对我的侧面带有毛茸茸的棉线绳网的儿童床的回忆，也使我记起了把玩一个水晶蛋时的快乐：那是某个记不起来的复活节遗留下来的，是一个非常漂亮、坚实得可爱的深石榴红色的水晶蛋。我总是把床单的一角咬得湿透，然后把那个蛋紧紧包在里面，好欣赏并且再舔舔紧包起来的琢面的温暖闪烁的红色，它神奇完美的光泽和色彩透过湿布渗了过来。但是这还不是我最尽情享受美的一次。
隐藏在我四岁时玩的游戏背后的是原始洞穴（而不是弗洛伊德式神秘主义者们可能设想的东西）。在我的脑子里出现的，宛如史前地质上地壳隆起的某种巨大无比的产物，是在维拉别墅的一个客厅里的一张大长沙发，沙发面是白底子上印有黑色三叶草的印花装饰布。历史在离这张长沙发的一端不远的地方开始（有公正的希腊人的保证），那儿有一大盆绣球花丛，开着浅蓝色和一些带绿色的花，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半掩着一尊狄安娜大理石胸像的垫座。长沙发贴靠着的那面墙上，一张镶在乌木框里的灰色版画标志着历史的另一个时期——那是拿破仑战争的场景之一，画面上真正敌对方是具体事件和它的寓意，你看到的是一个受伤的鼓手，一匹死马，战利品，一个士兵正要用刺刀刺向另一个士兵，以及在将军们中间的那个刀枪不入的皇帝在定格了的冲突中摆着姿势，所有这一切都聚集在同一个视觉平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