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〇四年夏天我们和伊万·德·彼得森姑父家一起在亚得里亚海滨租住的别墅里（别墅的名字不是“海神”就是“太阳神”——我仍能在阿巴集亚的老照片里认出它那有雉堞的、奶白色的塔楼），我当时五岁，午饭后在自己的小床上出神，常常翻身俯卧在那里，小心翼翼地、充满爱意地、无望地、以在艺术上极为细致的方式，用食指在枕头上画一直通到我们维拉宅门前的马车道，右边的石台阶，左边的有雕刻图案装饰的长椅背，在忍冬树丛后伸出的两旁长着小栎树的小径，在车道泛红色的尘土中闪闪发亮的一只新脱落的马蹄铁，一件值得收藏的东西（比我过去在海滩上发现的那些生锈的东西要大得多也亮得多），而这种精细的程度是很难和构成这难以解释的对思念中“家”（从一九〇三年九月以后就没有再见到过）的形象的那些少得可怜的岁月协调的。对这个回忆的回忆是六十年以后的事了，但是远没有前者那样非同寻常。
作者祖母玛丽亚·冯·科尔夫女男爵（一八四二——一九二六），摄于一八五〇年代末。有一次，在一九〇八或一九〇九年，卢卡舅舅在我们家偶然看到了几本法国儿童读物，专心致志地读了起来；他发现了童年时代喜爱的一段，发出了狂喜的轻叹，这一段的开头是：“Sophie n'était pasjolie…”许多年以后，当我偶然在一个幼儿园里重新发现了那同样的“Bibliothèque Rose”丛书的时候，也发出了一模一样的轻叹，书里面讲的是在法国过得和我的家人在俄国过的那种理想化了的vie de château一样的男孩和女孩们的故事。现在看来，故事本身（所有那些Les Malheurs de Sophie， Les Petites Filles Modèles， Les Vacances）都是矫揉造作和庸俗的大杂烩；但是多愁善感、自鸣得意的娘家姓罗斯托普钦的德·塞居尔夫人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把她在早于我的童年整整一个世纪的俄国的童年生活的真实环境法国化了。我自己的情况是，当我再度读到索菲的烦恼时——她眉毛太稀又爱吃浓奶油——我不仅经历了舅舅经历过的同样的痛苦和欢乐，而且还得对付一个额外的负担——我关于他的回忆，在那些书的帮助下，重温他的童年。我再度看见了我在维拉上课的房间，墙纸上的蓝色玫瑰，开着的窗子。皮沙发上方的椭圆形镜子里满是窗子反射出来的映像，舅舅正坐在沙发上贪婪地读着一本破旧的书。渗透在我的记忆中的是一种安全、安乐和夏季的温暖的感觉。那个鲜活的现实变成了今天的幽灵。镜子里满溢着光明；一只大黄蜂飞进了房间，撞在天花板上。一切都应该如此，什么都不会改变，永远也不会有人死去。
作者祖父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纳博科夫（一八二七——一九〇四），司法部长（一八七八——一八八五）。生动地追忆往昔生活的残留片段似乎是我毕生怀着最大的热情来从事的一件事，而且我有理由相信，这一回顾能力几近病态的强烈是具有遗传特征的。在树林里的某个地方，一座跨越棕色溪流的人行小桥边，父亲会虔诚地停下脚步，回忆在一八八三年八月十七日，他的德国家庭教师在那儿为他网住的那只珍稀的蝴蝶。三十年前的一幕会再度重现。他和他的兄弟们看见那思慕已久的蝴蝶停留在一块木头上，激动得不能自己，突然停了下来；它上下移动，仿佛在警觉地呼吸，四片樱红色的翅膀上各有一个孔雀尾羽上那种眼状斑。在紧张的沉寂中，他不敢自己下手，把网交给了正在摸索着找网的罗格先生，后者的眼睛一直紧盯着那只绝美的蝴蝶。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我的陈列柜里继承下了那个标本。还有一个感人的细节：由于过早地、过于急切地把蝴蝶从标本板上取下，它的翅膀“拱翘”了起来。
